在泥沙俱下、千人一面的网络诗歌时代，忽然读到戴潍娜的诗集，不能不说是意外的发现和惊喜。“唇，/是她身上最鲜美的小动物，/它天生戴着手铐。” “跟你家官人肉香最近，都酸甜口儿”，“一截吻将他们捆绑”，“一斤吻悬在我们头顶”，“一只大吻将我覆盖”……这些诗句，刺激并灼烧着视、听及各种感觉，奇特的比喻、神妙的通感、诡谲的想象纷至沓来，把人恍恍惚惚地带入新异奇幻的世界。

解放深深压抑的感性

　　套用笔者译的福克纳当年评论美女诗人米莱的话来说——戴潍娜，一位“仙草姑娘”般的诗歌新人，从“瘦江南”里脱颖而出，这般高调姿态的美学弥塞亚，戴着“面盾”，高坐在我们“灵魂体操”的艺术殿堂上，一只眼盯着坏了的“降落伞”，另一只眼盯着“天鹅绒监狱”。甫一出场，就已卓尔出群。

　　她自称是“写作的造反派”，倒也着实不谬：既“离经叛道”、悖逆传统诗教，又远离“大众”、不合“潮流”，挑战着既有的诗歌规则（或曰“作法”）和习惯的阅读趣味，甚至颠覆了当代诗歌美学，以至于让一些读者无法理解，让批评家不知所措，难以置喙。然而，她的诗歌激活了我们的感觉，让它从昏昏沉沉、麻木不仁的惰性状态中苏醒；刷新了我们的眼光，重新像儿童般天真好奇地去打量面前世界。　　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中说：“今天的造反者是想要以崭新的感受方式去看到、听见和感觉到新事物，他们把解放与废除习惯的和规范化的感知方式联系起来。” “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所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领域中，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 戴潍娜就是这样一个造反者和解放者，她把那些被深深压抑的潜意识和潜能释放了出来，并赋予它们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她的造反，既针对诗歌的表现形式，也针对诗歌的传统意义。让诗歌从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从平铺直叙中跳脱出来，从板起面孔的说教中逃离出来，而代之以新奇诡异的语言、跌荡起伏的情节、灵动鲜活的意象，从而将感性之美、想象之奇和游戏功能重新还给诗歌艺术。

擅用戏剧性手法呈现诗情

　　更令我吃惊的是，她特别擅长运用戏剧手法来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这正好印证了艾略特的论断：“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她常常借助于对话、独白、场景、冲突来营造戏剧性情境，把诗歌写得一波三折、风生水起。如《回声女郎》一诗，开头，“妖”一露面，就如一个花旦在舞台上亮相，几分妩媚几分泼辣、带着喜剧色彩的形象栩栩如生：

她迷宫般的耳朵是用来爱的

倔强的小口是用来决斗的

不会眨的眼睛是用来预言的——

　　接着，在不动声色中展开了“妖”和“猎人”这对“风流俏冤家”之间的爱情嬉戏：爱的试探，甜蜜的折磨，“在彼此身体上创造悬崖”，寻求痛到极致的快乐。由此，一连串错会情意构成戏剧性冲突：“妖”在爱情中看起来似乎失去了自我，但实则她内心郁郁多情、缠绵悱恻，她在期望、或者说更愿意以爱来回应爱，这是由于天生的羞涩，也是性别所决定的——传统女性在爱情中多呈现为“被动角色”；而“猎人”面对只会重复他的话语的“回声女郎”，陷入了抑郁和忧伤。当“猎人”“开枪”时，“妖不后悔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狩猎者”，至此，“猎人”变成了猎物，终于掉进了“妖”用柔情蜜意编织的“陷阱”，但她渴望的那一声“我爱你”最终也没有被他用言语说出。这场痴男怨女的杯水风波，揭示了男女天然的心理差异，即便在热恋中也难以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各个诗节中插入的 “你有名字吗？”、“无所谓”、 “别跟着我”、“你倒说话”、 “给你做个记号”等等对话（尽管回答的话只是重复）和 “冤家冤家”的独白，“昵昵儿女语”宛然在耳，平添了生动有趣的现场感，使得矛盾冲突层层推进。

　　在戴潍娜为数不算多的诗中，几乎每首诗都运用了戏剧性手法，技巧娴熟，不落痕迹。如《帐子外面黑下来》，春宵帐里就是男女主人公的舞台，整首诗歌采取独白的方式展开；《雪下进来了》用作者独白的声音描绘了一个戏剧性场景，书写老人对已故爱人的追忆，近乎超然，却更显得晚景凄凉；《午夜狐狸》以狐狸欲变身美女与书生相会、却发现书生就是美女的戏剧性情节来结构全诗；《格局》则如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的慷慨陈词；《戏中》开头一句“她雪白的身体铺上床板，像等待屠宰”，立刻就让人置身于夫妻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之中。如此等等，她避免直抒胸臆，将炽热激烈的情感 “冷处理”，通过客观物象和戏剧情境间接性地暗示诗歌的寓意，把相互对立甚至充满敌意的思想情绪统一于一个具体情景里，让激情隐含于矛盾冲突之中，造成相互抵牾的悖谬语境，显得别出心裁、独具一格。

探索古典资源的现代性转化

　　然而，戴潍娜没有被近三十年来反传统的诗歌潮流裹挟而去，而是自觉地从现代性出发去汲取传统，将其视为创造过程中不断对话的资源，将其富于生命力的因素融合于诗歌中。她常常调用“神女”、“书生”、“官人”、“妖”、“冤家”等古典意象（如《午夜狐狸》中的“狐狸”潜入城市），把它们置于现代场景之中，深度挖掘传统意蕴，并赋予新的文化内涵，借以表现诗人的思想情感，反讽现代社会人性萎缩、阴盛阳衰、真爱难寻；她有着浓郁的古典情怀，时而吐露生不逢时的悲剧性痛苦。“古代迟迟不来，那就在你的时代 /挨着 ”，这里，“挨着”一词，既是“靠近”、“贴近”之意，也是“消极、无奈地等待”，这是对生存处境的喟叹，也是对永难复返的古典时代的追慕(其实在任何时代诗人都是不合时宜的人)。她正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界定的那种具有共时性历史感的诗人。她深知，对于个体人性，中国传统文化和僵化的专制体制曾经造成了深重的禁锢和伤害，而当今物欲横流和资本所形成的极权，更使之遭受加倍的扭曲和戕残。

男主人和女主人匆忙起居

连厕所门都挂上钟表。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类的爱欲所受的压抑不仅没有消失和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 “京城第一无用之人与最后一介儒生为邻”，“瞧瞧这身无处投奔的爱娇”，在她的诗里，浓厚的古典氛围呼之欲出，但其主旨始终是现代性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对现代性的反抗，寻求个体人性的自由和解放。

反思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

　　《被盗走的妈妈》一诗，诗人特意加上副标题 “献给H.E的三八节礼物”，可谓寓意深长。妈妈，曾几何时，那个骄傲的少女，拥有无数爱慕者，“对求婚者的拒绝，是你人生收藏的勋章”，但婚后两地分居，变成“唐传奇中分身为妾慰藉远方良人的贤妻”，以单薄的肩膀独力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重担，母爱本能的苏醒，“甘心成为器皿”，“活活把你逼进灶房、杂役和倒满洁厕灵的洗衣机”，在家务琐事中耗尽青春，最后，“当才华、抱负、远大前程这些事儿终于与你没关了/你得到一个名字——/叫女人”。在母亲身上，诗人看见一代代女人的宿命，看见女性堕入庸常生活的悲剧。

　　吕进先生在《女性诗歌的三种文本》中说，“女性主义诗人往往倾心于表达性别觉醒, 表达对男性话语权力的怀疑与拒绝, 表达对在男权社会中久已失落的自我的寻觅。”这样的探索，在翟永明、伊蕾之后，似乎已无人问津，而今在戴潍娜的诗中重又有迹可寻。如《回声女郎》写少女在恋爱中的自我迷失，在《帐子外面黑下来》里,“为了一睹生活的悲剧真容/我们必须一试婚姻 ”，但婚姻也许不过是“一座股权平分的废墟”，“丈夫这时扮演起屠夫的角色”，连小狐狸都感到悲哀的是，“男人在这世上找不见了”。在《当她把头探出船洞》里，诗人借抒情主人公之口感叹道，“这个时代/只敢在自己身上寻找异性”；在《挨着》中，“神女眠着 /像一所栈房，黑话进去住一阵 /白话进去住一阵。”哪怕是神女，也要不断地遭遇“黑话”和“白话”。她表达的是绝望，决意“不殉情了。不殉美了 。/试一试殉鬼”，但即使在鬼域，“争吵不断的坟地，喧嚣比世间更甚 /无数个死去的时刻讨要偿还/活着的人，以一挡万/你空想的自由 /时时为千百代的鬼所牵绊”。两千年专制和礼教的束缚，加之于中国妇女身上磐石般的压迫，“权力，像一枚小图章，把每一个角落/无微不至地糟蹋——”直到今天，仍然让当代知识女性感到难以承受之重。

　　读她的诗，使我更加坚信：好诗出自性灵。在她的诗里，娇憨女儿态、灵动的音乐性、明澈的智性美交融为一体，如水柔情中隐含着反思批判的锋芒，充分展现了“新感性”的颠覆能力和“新感性”之美的魅力。阿多诺说，“艺术就是对被挤掉了的幸福的展示”，他特别强调艺术的批判性中所蕴含的救赎功能。社会异化、人格分裂，只有通过艺术才能得到补偿和拯救，失落的梦幻、理想和人性才能在其中找回。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只有发展新感性才能实现人的解放，而艺术是其必由之路，“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 ，在她的诗里，陌生化、原创性，几近完美俱足。当然也给读者带来了挑战。

她努力矫正他失去的感官

让他千百倍的快乐千百倍的伤心

猎人再醒来时，已是个天生敏感的诗人

　　其感性之丰富和新鲜，有助于唤醒我们对生活的敏感，回归本真的自我，不仅能带来极大的审美愉悦，而且也给人以许多启迪。她在听道讲坛说：“借由种种隐秘之途，诗歌跟每一个人都可能产生性感的关系，它将重新塑造我们的表达方式、生活方式、感知方式、想象方式，塑造一代人的审美感官和灵魂质地。”这段话仿佛是对马尔库塞的遥远的回应。我希望并且相信，以她为代表的新感性诗歌将塑造并引领一代“新人”。

　　（2017/5/18）

　　（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戴潍娜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