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投文:“我寻求那些寂静中的火焰"——诗人林莽访谈

作者:吴投文   2017年07月03日 11:05  中国诗歌网    2    收藏

吴投文 一九六八年生,湖南郴州人。二〇〇三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和诗集《土地的家谱》《看不见雪的阴影》等。发表论文与评论一百五十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全文转载。兼职有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等。


  林莽 原名张建中,一九四九年生。白洋淀诗歌群落主要成员、朦胧诗代表诗人之一。著有诗集《我流过这片土地》《永恒的瞬间》《林莽诗选》《秋菊的灯盏》《记忆》等,诗文集《时光瞬间成为以往》《穿透岁月的光芒》《林莽诗画集》等。现任《诗刊》编委,《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吴投文:一九六八年,你到华北水乡白洋淀插队,在那儿你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成了“白洋淀诗群”(一九六九--一九七六)的重要一员。一九六九年,你创作了《深秋》,可能是你最早的诗歌了。后来,你又完成了《自然的启示》(一九七〇)、《凌花》(一九七二)、《列车纪行》(一九七三)、《二十六个音节的回想》(一九七四)、《盲人》(一九七五)等诗歌的创作。这是你的早期创作,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成熟而富有个性的诗歌了。你当时如何想到去白洋淀插队的?也请谈谈你在白洋淀插队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

  林莽:一九六八年,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大多都离开北京,到各地的兵团、插队或跟父母到五七干校了。我因父亲在文革中被审查,没有资格到兵团,只能插队。那年我被分配到陕西和东北白城,因为对文革的怀疑,因为不愿意作为“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跟着集体去插队,这时恰好听后来同在白洋淀插队的同学崔建强说可以自己联系去白洋淀插队。于是,一九六八年秋冬两季,我和几个朋友连续几次骑自行车到白洋淀考察,并决定选择到更自由、离北京更近的白洋淀插队。

  到白洋淀的北京知青,大多是文革中家庭或个人受到冲击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大家有着基本相同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追求.那些年白洋淀同全国一样,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中国乡村,不同的是,那里是中国北方唯一的水乡,有较好的人际环境。

  社会动荡,家庭危难,那个时候,一个有问题家庭的子女是看不到未来与前景的。但作为不甘于沉沦、心中有梦想的青年,我在白洋淀找到了诗,这种可以抒发内心的感悟与苦闷的艺术方式。一九六九年,在插队生活的第一年的夏天,我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尝试,那些年保留下来的第一首诗《深秋》,就是一九六九年冬天完成的。《凌花》《列车纪行》《悼一九七四年》《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应该是我那个时间段的代表作。


  吴投文:一九七〇年冬天,你写了《自然的启示》一诗:“初冬的原野上/挣扎着违时的嫩苗/寒风的冬日把它/由苍绿变为焦黄/孤独的柳树/在狂风中不时地弯下腰/洒下枯干的树叶/无奈地抖动着光裸的枝条/赤红的落日/依旧现出柔和的微笑/在紫色云雾的簇拥下/投入群山的怀抱//淡漠、恬静、死肃/这就是初冬黄昏的格调”,诗中有一种清幽冷寂的情绪意味,可能表达了当时你对生命的某种反思。这首诗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我也注意到不少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首诗。还记得当时的写作情境吗?请谈谈。

  林莽:《自然的启示》一诗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写的,那是我插队生活的第二年。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一些在孤岛上的日子。既有正午的阳光,也有深夜的冷雨。对于一个心灵充满压抑的青年,对于一个离家孤独生活的青年,那些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深夜,阔叶树发出哗哗的声响,我住的村边小屋外是一片开阔的水面,没有星光和渔火,我在孤单中思念,既凄楚又担忧。在夕阳西下的堤岸上,一边是一片紫色的土地,一边是一片无声无息的湖泊,我默默地走着,世界无依无靠。冬日的树木枯干凋零,几丛芦苇在岸边摇曳,孤雁的鸣叫声声远去。冬日的白洋淀一片冰川,灰褐色的云层笼罩着天空……尽管,我关注着每一天的新闻,但是家庭及个人的命运被一只无形的手把握着。那些日子虽是青春却充满了阴影,那些日子向谁诉说?向谁哭泣?也就是那时,在寂静的寒夜中,我找到了诗:这种与心灵默默对话的方式。”以上这些文字就是我写这首诗时心灵的背景。

  这首诗应用了一些象征手法,我们的确像一群反季节的嫩苗,在那片冬日的土地上抗争着不公的命运。


  吴投文:在你的创作中,长诗《记忆》可能算是一首比较特别的作品,触及到了你对历史的某种沉痛记忆,也可能有现实原因的触发。诗的抒情风格也发生了某种变化,由原来的内敛、沉静转向了激越、喷发。这首长诗展开了对过往生活、对白洋淀岁月的回忆,也融入了你的现实感叹吧。请谈谈这首长诗的创作,是在什么样的情绪体验下创作的?

  林莽:一九九六年,文革三十年之际,我读到了许多回忆文章,我的青春年代的许多难忘的记忆不时地在我的心中闪现,那年我有了创作一首相关长诗的冲动。

  这是一首以个人的个体生活体验讲述一段历史的长诗,我选取了一些我所经历的生活细节,想用一个人的经历还原那一段非同寻常的社会历史,以有别于那些大而空的所谓的写宏大叙事的政治抒情诗和空泛而艰涩的伪现代诗。

  即使是讲述自己亲历的生活,我们知道一首长诗是需要文化底蕴和写作功底来支撑的,我写到第三大部分时,就觉得底气很不足了,因此又拖了一段时间,进一步做了阅读和思考的准备,三年才断续完成了长诗《记忆》的写作。

  这首诗中第一部分是那场风暴的初期记忆,第二部分是插队生活阶段的记忆,第三部分是我对那段特殊时间的认知与感悟。历史就像我在另一首诗中讲到的:“有时候/人们离去的比时间还要快”(摘自《秋天在一天天迫近尾声》)。仅仅三十年,许多沉痛的记忆已经被许多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那是我们这一代人被虚度的青春年华,那是人们必须汲取的惨痛社会经验。对于历史,也许一首诗是微弱的,但我想反思和批判的人文精神是永远不能泯灭的。

  六十年代春日北京的沙尘暴,那些隐约感知的大动荡前的雷鸣;突如其来的八月的风雨,父亲坚毅的脚步,母亲含泪的眼睛,凄冷中熄灭的希望之火,青春苍凉的记以及埋入心中的反抗的种子。

  那多雪的冻裂冰层的冬天,那些诅咒春天,不只是青春丧失的年份,为什么我们与时代总是相差了半个时辰?是谁说青春无悔,我看见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依然冒着贫困的炊烟。

  在燕南赵北的大泽白洋淀,芦苇苍苍,孤雁哀鸣,在荆轲告别之地的古秋风台,我们也曾放歌,我们也曾悲鸣,当我们回到了劫后余生的古城,我们心中依旧充满了哈姆莱特式的疑虑。

  这些断续的词语也许还不能说明我的初衷,但那些记忆的确让我在许多个夜晚不能平静,我的确不能用平静的语句将它们叙述出来,我们尽量节制内心的洪流,让它更沉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刚刚写完时我对后一部分还存有疑虑,不是很满意,现在读来,感觉还是基本完成了我最初的设想。


  吴投文:很多读者注意到了,一九九一年九月,你写了一组“夏末十四行”。在一九九七年和二〇〇一年,你又写了两组“夏末十四行”,这三组诗对照来读,别有意味,似乎都具有自言自语的性质,流露了你真实的心迹。在新诗史上,很多诗人尝试了十四行诗的写作,像朱湘、冯至等人的十四行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你怎么想到要写十四行诗的?怎么看待十四行诗的本土化?

  林莽: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诗歌写作上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目睹中国新时期的诗歌发展历程,感到我们诗歌写作中存在许多的弊端。在先锋写作群体中,许多诗人为先锋而先锋,一些诗人写了许多似是而非,虚张声势的作品,一些人仿照翻译体的诗歌,随意分行,简单叙事,缺失了汉语写作的语言魅力。也因此倒了许多阅读者的胃口,令他们远离了诗歌。

  诗歌是语言和情感经验的艺术,缺少了内在情感,缺少了汉语语言的艺术,也就没有了诗歌。鉴于这些,我针对自己的诗歌写作进行了反思。尝试着用十四行的方式控制诗的语言和结构,努力在一定的行数内完成好一首诗的构想,目的是让自己的写作不再过于随意和松散,让诗的语言更讲究内涵,跳跃和空灵。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对写作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同时也写出来一些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如:《夏末十四行·谷仓》《夏末十四行·满月》《夏末十四行·玫瑰》《夏末十四行·老树》《夏末十四行·梦舞》《夏末十四行·裂痕》等等。

  严格地说,我所写的十四行仅仅是外表形式上的,它们的样式很不严格。但这种练习对我的诗歌写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它让我在结构的控制,在语言的表达上有了新的体验。诗歌是一门讲究语言精确和结构严谨的艺术,诗歌写作是语言艺术中最难把握的,它要求每一位诗人都应是语言精湛的匠人,正像茨维塔耶娃所说的“作为匠人,我懂得手艺”。


  吴投文:从长诗《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到长诗《记忆》,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时间,中国诗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也经历了个人风格的变化。不过,在你的创作中,还是保持了一些基本稳定的东西。张清华先生认为,你的创作与芒克有相近之处,都称得上是自然诗人。我觉得这把握住了你的一个重要创作特色,自然似乎构成了你的一个创作情结。

  林莽:我基本同意张清华教授的判断,我在给《草堂》诗刊的一篇短文中说:“我是一个依赖感觉写作的人,因此大部分诗歌都是些零散的短诗作品。当然也写过一些较长的和同种主题的组诗,因为情之所致,因为内在情感的积淀,构成了一首长诗或组诗的体量,才在具体写作中逐步谋篇完成的。……诗歌记述了我生命中的真情历程。将感性的记忆,通过诗歌的方式,建立一个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艺术的世界,是我的诗歌理想。……诗歌给了我某种救赎,是诗歌让我内心的爱有了方向。”

  可以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有感而发的,没有内心的波澜我从不动笔。

  从另一个角度谈,我的诗中自然意象、自然风光较多,山川海洋,四季轮回,鸟雀植物,都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诗句中。色彩和画面感,和我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绘画相关,它们增加了我的诗歌的感受力。

  我想一个人内在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一个忠实于内心的写作者,他的作品一定会具有一脉相承的写作风格。


  吴投文:陈超教授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林莽的方式》,这个题目就很好,文中分析了属于你个人的诗歌话语方式。他在文中还谈到了你创作的几个阶段,这样说,“林莽经历了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初期写作;一九七三年--一九八三年约十年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寻求;一九八三年后有意识地脱离群体而进入‘个人性’的创作;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对人的内在精神、人类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及语言艺术本质的关注四个创作阶段。”(陈超《林莽的方式》)你觉得是这样的吗?请谈谈你的创作在不同阶段的变化。

  林莽:我从一九六九年开始诗歌的写作,经过最初五年和后来近十年的学习、阅读、练笔,到一九八三年开始思考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歌之路。我觉得前些年的诗歌,无论是语言应用、构思方式与大多数的朦胧诗人们过于相近,作品更多地关注社会表象问题,缺少了对语言艺术更深入的追求。那年我写了一篇短文,后来收录到北大五四文学社编辑的未名湖诗丛《青年诗人谈诗》一书中。在这篇短文中我提出:应该退去我们习惯的社会色彩,更多地回到对诗歌艺术本质的寻求上来。

  以后几年,我有意识地脱离群体,寻找属于自己的诗歌品质与风格,我前后用了三年时间,一九八五年我写出了《灰蜻蜓》《晨风》《滴漏的水声》《水乡纪事》等一些诗歌后,我觉得我已找到自己的诗歌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更自觉地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着自己的探索与追求。

  我同意陈超教授的描述。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还在不断地自我修正。诗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年龄的变化,诗歌中的情绪、认知、感悟也一定会有所改变,这种变化是正常的。


  吴投文:现在“白洋淀诗歌群落”成了朦胧诗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你一九六九年到白洋淀插队,应该是“白洋淀诗群”中去得比较早的吧。在现在的一些描述中,白洋淀似乎成了当时知青的世外桃源,甚至令人神往了,真实的情况如何?当时白洋淀的物质生活怎样?你们可以忍受吗?请谈谈。

  林莽:白洋淀的诗人们大多是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到那儿的。我一九六八年底确定去白洋淀插队,因为当地文革中后期派性争斗激烈,无法下到村里。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事态平息了,我才下到生产队。

  说白洋淀是知青的世外桃源,我以为不太准确。和其他各地知青不同的是,我们不是由国家指定跟随集体到一个地方插队的,没有带队干部,也没有人具体管理,因而有了一个相对宽松与自由的环境。插队之前的考察,让我们知道了白洋淀的生活条件和整体情况。因为经历了几年文革的历练,我们知道如何和当地乡亲们更好地相处,如何避开地方文革后期的纷乱,并不卷入其中,这些让我们在当地有了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基本是自然经济的农耕时代,生产方式落后,交通不便,物资匮乏。那里距北京一百六十公里,我们和家里通一次信,要往返半个月时间,从那儿回北京坐船、步行、坐车,几乎要用一整天的时间。那时的中国粮食等等一切都是定量的,白洋淀是水乡,粮食要靠国家供给,我们当时得到的知青口粮是玉米、高粱和发霉的白薯干。

  我们在当地乡亲们的帮助下,生活调理得还比较好。有的村的知青因为多种原因生活得很不好。我在那儿生活了六年,结交了村里的很多朋友,到现在我和他们还有很多来往。

  白洋淀最难能可贵的是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较为宽松的环境和相对于其他边远地区较好的生活条件和自然景观,当然还有距北京近,信息较快捷,也许因为如此,才有了后来的“白洋淀诗歌群落”。


  吴投文:一九七三年底,你写出了《列车纪行》,开始转向了现代主义创作。你最早接触现代主义诗歌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当时在知青中阅读比较多的外国诗人有哪些?

  林莽:一九七二年前后我开始接触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思潮,它像一股崭新的阳光射入了我们幽暗的心灵。《在路上》《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海鸥乔纳森》,存在主义,印象派等等哲学、绘画和小说与我们当时的心境一拍即合。

  那些黄皮书和灰皮书告诉我们这些在那个特殊年月中迷失的一代青年,我们也是“垮掉的一代”,他们颓废中的寻求和反叛中的抗争也正是我们的生命写照,我们也在彷徨中寻找,也在逆境中进行着人生的自我设计。也像海鸥乔纳森一样:天生就应该飞翔,自由是生命的实质,任何妨碍自由的东西都应该摈弃,不管什么形式的限制。

  梵高、塞尚、毕加索、萨特、波德莱尔、聂鲁达、洛尔迦、艾吕雅、阿拉贡、金斯伯格、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布洛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爱伦堡、叶甫图申科、沃斯涅辛斯基等一批伟大的诗人的作品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抄诗本上,是他们的启示让我们的写作有了新的方向。


  吴投文:波德莱尔对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很大,也对朦胧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请谈谈“白洋淀诗群”对波德莱尔诗歌的阅读。

  林莽:我一个抄诗本上开头便是波德莱尔的九首诗,《太阳》《朦胧的黎明》《薄暮》《天鹅》《穷人的死》《仇敌》《不灭的火炬》《忧郁病》《黄昏和声》。这些作品有一种基调,这种基调在食指、北岛、江河、多多、芒克的诗中都能找到。我的诗中那种忧郁的情调也应与此相关。

  我记得我们在油灯昏黄的聚会中,总有人会读起波德莱尔的诗:“我的青春是一场阴暗的暴风雨/星星点点透过来明朗朗的太阳”。昏暗、忧郁、狂吹的猎角、黑色的墓穴、青春的祭坛,这些成为了我们心中经常闪现的词语,也如同波特莱尔诗中说的“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从来没有尝过家的甜蜜,从来不曾生活过”这些触动我们心灵的语句,令我们爱不释手,它也渐渐地融入了我们的心灵与诗行中。我们也同年轻的法国诗人一样:“我独自一身锻炼着神奇的剑术/在各自的角落里寻找偶然的韵脚/我在字眼上踌躇,像在路上一样/有时也会碰到梦见已久的诗行”。他应该是我们的启蒙者之一。


  吴投文:在“白洋淀诗群”中,芒克、岳重、多多的关系比较特殊一些,他们是北京三中初二七班的同班同学,而且同龄,在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到的白洋淀,被称为“白洋淀诗群”的“三剑客”。这个“三剑客”的说法是你们当时插队时就有的,还是后来被追加的?你对他们在白洋淀插队时的创作情况很熟悉,请谈谈他们当时的创作情况。

  林莽:我印象中“三剑客”的谈法是九十年代初才在一些文章中出现的,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的我记不得了。关于他们三个人的创作情况在芒克的回忆中讲了许多,我就不多重复了。据我所知,根子近些年还在整理他的一首写于当年的长诗。


  吴投文:你和多多等人都在文章写到过,当时白洋淀写诗的人有不少,除了“三剑客”,还有宋海泉、方含等人。北岛、江河、袁家方、史保嘉、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作家也到白洋淀游历过。北岛到白洋淀的次数多吗?你当时见过他没有?

  林莽:白洋淀诗群广义上说,是一个北京知青那些年一同追求现代艺术的以白洋淀为中心的群体,真正在那儿生活过的有作品留下来的诗歌写作者有十多人。北岛、江河、食指等都曾到过白洋淀。江河曾有较长的时间在那儿逗留,他的第一首诗就是在我插队的村子里写出来的。北岛去过白洋淀,但时间较短,他到过芒克插队的大淀头村。我和北岛相识于七十年代末,我在白洋淀时没有见过北岛。


  吴投文:你在一个访谈中说,“北岛有一本诗集送给食指,是油印的小册子,《峭壁上的窗户》,上面写着‘送给郭路生,你是我的启蒙老师’(郭路生是诗人食指的本名,访谈者注),这个我亲眼看见过。”你了解北岛和食指当时的交往吗?

  林莽:《峭壁上的窗户》是北岛继《陌生的海滩》后的另一本油印的诗集,我在食指百万庄的家里见过北岛送给食指的这本集子,扉页上就是这样写的。我以为北岛是一个真诚的诗人,他对食指的敬重,是源于对诗歌历史的敬重,我们那一代诗人几乎都受到过食指的启示和影响,他的确是我们那一代的先驱者。

  北岛和食指的交往应该也是在七十年代的后几年开始的。他和芒克主办的《今天》的第二期上就刊登了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命运》《疯狗》等三首作品,那是一九七九年初。


  吴投文: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白洋淀距离北京一百六十公里,当时乘火车再换汽车,六至八小时可以到达。有的插队知青骑自行车十二小时,可从白洋淀回到北京。”(林莽:《关于“白洋淀诗歌群落”》)在当时,这个距离实际上也不是很近啊,你当时每年回北京的次数多吗?与北京的地下文化沙龙或文学沙龙有过联系没有?

  林莽:当年我曾多次骑自行车往返于北京和白洋淀,插队的后几年我在村里的小学当代课教师,因为时间关系,每年回家的次数不多。每年的寒假在北京住的时间较长。参加过一些文学的聚会,也就是传说中的文化沙龙吧。如在孙康家的聚会和在宋海泉家的聚会。我还曾在那些聚会上读过我最终也没有完成的小说的片段,我的诗歌也同样有一些私下的交流。但更多的是大家对读书的体会和时局的漫谈,这些交谈和心灵的碰撞,对我而言受益匪浅。


  吴投文:诗人食指(郭路生)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之后才被逐步钩沉出来。在食指“复出”的这一过程中,你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就凝聚了你的大量心血。谢冕先生说过,“一九九八年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将食指浮出水面。”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你怎么看待食指的“复出”现象?

  林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个欠债的历史,许多诗人、作家本应得到的荣誉,被历次社会动荡或政治运动所遮蔽。食指就是这样,在他那些与时代同步的优秀作品传播之时,他却因不合时宜而跌倒在尘埃中,我一直想应该还历史以公正,这就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最初动力。我记得,八十年代末评《今天》诗歌奖时,我就表达过我的意见,我认为应该评给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影响和启示的诗人食指,但后来没有实现。

  为了诗歌的荣誉,为了还历史以公正,九十年代后几年,为食指卷的出版我大致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搜集、整理食指的诗歌作品和生平简历,联系出版事宜。《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后在北京、山东进行了多次的宣传和推广工作,为那一年食指在文化领域的全面复出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年电视、广播、报纸有众多的宣传和报道,那一年我们为食指开了多次售书、朗诵、报告和生日等多次活动。应该说那一年食指的复出是文坛的一件大事。

  食指的复出不光是还食指以公正,也是对中国新诗史的一次修复,也是新诗再次走出低谷的一个标志。这之后的“盘峰诗会”和随之而来的新世纪新诗的复苏,为汉语诗歌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吴投文:一九六九年,你通过江河读到了食指的《相信未来》、《烟》、《酒》等几首短诗。那年,你也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诗。你最初写诗是受到食指的影响吗?此前写过诗没有?据说食指的诗在当时全国的知青中影响很大,不过,现在也有研究者表示质疑,说食指的诗还是局部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北方几个知青集中的地方。可否谈谈食指诗歌在当时的传播情况?

  林莽:在读到食指作品之前我已经开始了诗歌写作的尝试,那时是受中国古体诗,俄罗斯、法国、英国文学的影响,巴尔扎克、左拉、托尔斯泰、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等小说和诗歌的影响。但那些毕竟是遥远的,而食指的诗,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他所写的就是我们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那种触动和激励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中所说的:“现在也有研究者表示质疑,说食指的诗还是局部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北方几个知青集中的地方。”这种说法很可笑。试想,一个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多位重要诗人的写作者,他的地位还用怀疑吗?何况还有他的作品清晰地摆在那儿,那些为一个时代立言的诗歌,一位填补了历史空白的诗人的重要性还要怀疑吗?

  据我所知,许多北京青年都曾读过和手抄过食指的诗,我认识的无论在北京、东北、内蒙古、陕西、云南、白洋淀的那一代青年,都有人是食指诗歌的传播者,他们都曾为食指诗歌中所写出的一代人的声音所感动。

  食指诗歌的传播虽然不是家喻户晓,但是最有效的,他的诗歌填补了那个特殊年代文学的空白,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先驱者。


  吴投文:我参加过多次学术会议,谈到文革“地下写作”的真实性问题,一些学者对标注时间为文革时期的作品表示质疑,认为一些作品可能存在很大幅度的修改,不宜被定为文革“地下写作”的作品。这大概也涉及到了白洋淀诗歌的时间真实性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请谈谈。

  林莽:我同意这种质疑,因为有些人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为了挖掘而挖掘。把许多没有多少依据的作品都列入“潜在”写作的范围内。我以为,对一些作品应该有所甄别,有影响和传播的诗歌是有效的,有的只是写了,但没有任何传播,甚至都没有第二个人读过的作品,应该另当别论。

  也有些作品是有过多次修改的,我知道白洋淀诗人的有些作品基本是原始的,如芒克那时的一些诗,是由赵一凡保留的最原始的版本,根子、多多的诗也是有当时的手抄本,我的诗也同样有最原本的底稿和他人抄本。我以为诗人应该尊重文学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更为严谨,并言之有据。


  吴投文:一九九四年五月,你全程组织了一次“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芒克、宋海泉、甘铁生、史保嘉等与白洋淀知青相关的人参加了寻访活动。“白洋淀诗歌群落”这个提法就是在这次寻访的讨论会上确定的。我注意到,有些白洋淀知青诗人缺席了,参加寻访活动的人员名单是怎么确定的?请具体谈谈这次寻访活动。

  林莽:“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是《诗探索》编辑部计划对七八十年代诗歌团体进行寻访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具体课题,因为我了解当时和当地的情况,就由我牵头组织和安排了那次寻访活动。这其间华北油田的诗人张洪波和华北油田文联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当时白洋淀的诗人有些联系不上,有些在国外,比如:多多在荷兰,根子、江河在美国,孙康没有联系上等等。这次寻访活动后,许多老朋友又逐步地恢复了联系。

  这次寻访活动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寻访中确立了“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名称,不再是一些人所称呼的“白洋淀诗派”等等混杂的概念。寻访后,宋海泉,史保嘉,甘铁生等写出了很有价值的回忆文章。后来杨桦、赵哲等又有一些后续的文章,陈超为这次寻访撰写了《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的研究文章。这些为以后对“白洋淀诗歌群落”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吴投文:一九九八年,你率先提出并协助组织了“盘峰诗会”。由于会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分化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这次诗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波,也使人们对会上的情形产生了种种误传和猜测。“盘峰诗会”搅动了沉寂十年的中国诗坛,可以说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道分水岭,尤其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要组织这次诗会,会上的具体情况怎样,可否谈谈?

  林莽:一九九八年我阅读了沈奇的文章《秋后算账》,这是一篇针对程光炜主编的九十年代诗选《岁月的遗照》所引发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的争论而撰写的倾向于批评这本书有偏颇的文章。从这篇文章我想到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有关诗歌写作中借鉴西方文化还是更多地关注本土意识的美学倾向,这一问题虽然没有提到表面上来,但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我想这一写作美学观念下的争执,一定会有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因而我在《诗探索》编辑会上提出了开一个“打架的会”的想法。将主张“知识分子写作”和主张“民间写作”的诗人召集在一起,进行一次当面的争论。这一提议得到了谢冕、吴思敬、杨匡汉三位主编和编辑部全体同仁的赞同。

  因为资金问题,我找到了北京作协秘书长李青和《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这一会议的内容也得到了她们的认同和支持。通过北京作协我找到平谷的作家柴福善,他帮助联系了平谷的“盘峰宾馆”。这样,这次会议得以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北京平谷盘峰宾馆举行。

  当时吴思敬教授为诗会定名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由《诗探索》编辑部,北京作家协会、《北京文学》编辑部、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

  当时的邀请名单里有谢有顺和韩东,但他们两个没有出席。沈浩波本应在邀请之列,但他当时刚刚本科毕业,虽然写了《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双方诗人和会议组织方三十多人出席了会议,张清华撰写了本次会议综述。

  会议开了三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各个剑拔弩张,有时甚至就要相互动起手来。有人找我要求晚上不休息接着开。中间有一个傍晚,诗人到金海湖大坝上散步,相互间还是比较友好的,身体勾肩搭背,但嘴上却互不相让。

  诗人们就各自的主张和对方写作的问题进行了开诚布恭的辩论与争执。也有人将相互之间具体的矛盾和对某些问题中的积怨拿到了会议上。这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诗人之间第一次对诗学观念面对面的论争。“盘峰诗会”之后,中国新诗开启了一个写作的新时代,许多新的诗人大量地涌现出来。

  我在这次会议的最后总结阶段有一个简短的发言,我大致说的是:中国先锋诗坛不只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一对矛盾,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有许多的人自我膨胀,大师满天飞,我们在许多地方会与大师相遇,在诗人的聚会中、在朗诵会上、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都会遭遇大师,有时大师与大师的相遇,令空气凝结,让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的许多诗人浅薄地忘记了对诗歌的敬畏之心。在艺术面前,我们应该永远虔诚,永远静心以求。

  “盘峰诗会”期间,作家柴福善作为旁观者,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听会笔记,《诗探索》曾在“会刊”上全文刊载。

  这次会议后,与此相关的双方诗人还各自撰写了大量的争论文章,许多无知者隔岸观火,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说:先锋诗人为挣地盘打起来了。这种说法丝毫不了解其中的诗学价值。

  这次会议被与会诗人们称之为“盘峰论剑”,它成为了中国诗歌开启新时期的分界线。


  吴投文:你长期担任《诗刊》和《诗探索》的编辑,在《诗刊》和《诗探索》的工作中有许多独特的创意,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请结合你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谈谈你的体会和想法。

  林莽:我自八十年代就一直想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些事情,现在回忆一下,我的一想法还是有了一些兑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钩沉和修复诗歌史的努力:组织了一九九四年的白洋淀诗歌寻访;完成了一九九八年诗人食指浮出水面两件事。一九九九年提出和组织召开“盘峰诗会”,为新诗发展开启了一个新起点。

  一九九八年我到《诗刊》工作,当时有人问我到《诗刊》工作有什么想法?我曾明确地说:只想为诗歌做些具体的事情。

  后来在《诗刊》工作期间,我提出了创办并主持了《诗刊》下半月刊的各项工作:设计了“华文青年诗人奖”;推出了中国最早的“驻校诗人”的方式;与漓江出版社多年合作编辑年度诗选;组织开展遍布全国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歌公益活动。这期间还在自一九九四年复刊的《诗探索》兼职,提出创办了《诗探索》作品卷,二〇一〇年退休后创办了会员制的“诗探索诗人会所”,创办了“红高粱诗歌奖”和“发现诗歌奖”。

  在《诗刊》工作期间,创办和主持《诗刊》下半月刊和“华文青年诗人奖”,一个是为青年诗人建立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一个是为青年诗人树立了优秀诗歌写作的榜样。下半月刊为一大批青年诗人走上诗坛,起到了助力作用,也开辟了中国诗坛下半月刊的新模式。而“华文青年诗人奖”则推出了几十位优秀的中国诗坛的有生力量,并以一个奖,一个研讨会,一本书和一个“驻校诗人”的四个一的方式建立了立体的评奖理念和方法。

  以上这些,包括近些年在《诗探索》的许多工作,都是想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做些具体的建设性的工作。这些年我一直在兑现着“为诗歌做些具体的事情”的诺言。


  吴投文:一九八〇年代被认为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的桂冠叫人羡慕,很多诗人怀念那个年代。现在,诗歌有时候成了人们取笑的话题,诗人有时简直成了疯子的代名词,这带来了诗人文化身份的尴尬。一些诗人掩饰自己的诗人身份,甚至有的诗人在诗坛有不小的名声,但他身边的人并不知道。你如何看待当下诗人的文化身份与世俗身份的冲突?

  林莽:这种说法我以为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这种情况有所好转。这里面有社会的偏见,也有诗人自身的问题。

  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中,有很多简单的口号式的诗歌,还有粗鄙的大跃进民歌、工人诗歌、战士诗歌、小靳庄诗歌等等,这些让对诗歌满怀虔诚和敬畏的人们失去了诗歌的崇高之感。

  八十年代诗歌的回归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很快地又被多种社会问题所遮蔽。先锋诗歌的兴起,一些跟风者也都写起了似是而非的现代诗来,许多作品让人如坠云雾之中而无法阅读,而我们的刊物编辑和一些批评家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于是一些本来的读者也只好敬而远之。

  八十年代走在时代艺术最前列的诗歌,在九十年代成了许多媒体、电影、电视剧,拿来耻笑的对象。诗人的个人身份问题被新闻无限放大,诗人成为了人们心中可笑的角色,诗人成了愚人、病人和疯子的代名词,这令许多写作者为之尴尬。但近十几年来,由于诗歌的多元化和不断的发展与成熟,社会文化需求的变化,诗人群体的共同努力,诗歌正在逐渐恢复它的声誉与光荣。

  我以为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世俗生活中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有七情六欲的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

  那些总拿自己的诗歌说事的人,那些将自己扮演成为类似诗人的人,那些冒充诗歌大师到处装腔作势、招摇撞骗的人,那些随意乱写的人,是诗歌的败坏者,他们被人鄙视,我以为是好事。而一个不慕虚荣,虔心写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人,一定不会被人们看不起。

  诗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写作只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那个不正常的时期正在过去,诗人要用自己的作品证明自己,文本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与诗人的名称不相干的。


  吴投文:你认为要成为一个诗人,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请谈谈。

  林莽:我认为,良好的感知力和语言艺术的天分,生命对世界的真切体验和感悟,广泛阅读的文化积累,人生经验和文化经验的融会贯通,是一个优秀诗人必须具备的才能。


  吴投文:《林莽诗选》扉页上有一句题词:“我寻求那些寂静中的火焰,它们是属于我的。”这是否代表你的诗观?你的诗歌创作从白洋淀开始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林莽:应该说这不是一种诗观,只是我希望进入的一种诗歌境界吧。寂静,但蕴含着闪耀生命之光的温暖与魅力。

  在近五十年的艺术追求中,我理解了里尔克所讲的:“艺术也是一门学习真诚的功课。”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面对这个世界,只有虔诚的人,才会写出被历代人们不断发现的好作品。


  (本文原载于《芳草》杂志,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

责任编辑:苏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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