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谈论诗人尤其是同一个生存空间的诗人群体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们身后的地方背景和个人命运，想到一个个文本与“社会学”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尽管这种阅读习惯和思维定式存在问题，但是在一个愈益消解地方性知识的时代，这一关乎诗人、地方和现实的传记式的阅读方法并非是无效的。

云南青年诗群蔚为壮观，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文学生产来说，云南青年诗群的成长和推出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滇池》的“诗手册”、“诗歌观察”、“诗展”等栏目。《滇池》2017年4月号推出了“云南青年诗群”专辑，涉及近120位诗人。这种力度不仅在云南，即使是在国内都是绝无仅有的。

新世纪以来云南青年诗群的数量和整体水平成为令人瞠目的奇异景观。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青年用诗歌来发声呢？高原莽莽，风声习习，时代的铁轨正在震颤。在那些城市、小城镇、乡村、河流和山野的水电站间，阅读者闻到了粗重的气息，这或轻松或沉重的面影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尤其是大量涌现的“85后”、“90后”青年诗群不仅在重新塑造甚至修正着人们对“云南诗歌”的印象，而且在不断树立起渐渐清晰的青年诗人的整体群象。平心而论，我们的诗歌越来越缺乏的不是修辞、技巧，甚至也不是所谓的难度，而是一种思想信仰和可供认识自我以及社会的精神生活。

很多人正在经受着地方化命运的巨变。在城市移民运动中，云南青年诗人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景象”面前领受到了另外一种特殊的精神和“地方命运”。王单单、影白、祝立根、胡正刚、尹马、芒原、老六等人的诗歌，程度不同地对现代之物充满了疑问和不解。与此同时有些云南诗人的诗歌并未带有明显的“云南”烙印。写作者的“地方血统”可以获得一种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个特殊时期占得优先权，但这种方言属性的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和无限放大，其危险性也接踵而至。

群落性的诗人必然通过语言、性格甚至伦理、道德构建起有些风格化的精神面影。而同类中的异类，则是我在读诗的过程中所要努力寻找和追索的。云南的青年诗人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不在少数的青年诗人大多都在处理日常经验、现代性的乡愁以及写作的痛感。有些渐渐风格化的诗人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标签——地方性、地域、乡土、乡愁、民生、云南经验、痛感、反思现代性。这种写作类型在美学和思想的双重维度下有时不是变得越来越开阔，相反是越来越狭窄和市侩化，变得有些媚俗而欺世。疑问就浮出了水面——诗人的辨识度和区别度在哪里？由此，我想到了王单单的诗句：“一滴叛逆的水。与其它水格格不入”。

诗人和自我、现实乃至整体空间和时代场域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在语言上。只有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虚拟”和“再生”的地方景象或拟象才能够超越原型和现实表象而具有持久震撼的力量。由此我们会发现很多云南青年诗人在诗歌中构筑着一个个出生地，在不断命名和复现一个个生存空间——这是他们的精神坐标。而即使是同一个生存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甚至所看见的事物也是不同的。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现实”。“地方”“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而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都使得写作者面临重重考验——如何将之个人化、历史化并且在美学上具有陌生化就变得重要而棘手。这甚至成为写作者的精神出处以及情感和伦理底线。

诗人可以是冷静的旁观者，也可以是水深火热的介入者。但是自新世纪以来“个人”几乎取代了其他言说的可能，诗歌在承担了个人趣味和内心世界的同时是否还需要承载其他的质素？这都给我们反观这一时期以来的诗歌写作提出了问题。

很大程度上诗歌写作类似于一场精神事件。有的诗人是柔软、深情的，试图说出个人情感和现实境遇之“爱”；有的是修辞的高手和智性的探险者；也有一部分诗人在面对时代庞然大物时满怀狐疑甚至试图说“不”。在诗歌的切入角度和题材处理上，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迎面撞击或者迂回闪避，诗人都需要在“要害处”说出真实不虚的语词——这建立起来的才是可靠之诗。由此，我想到了芒原的《黄昏里的果园》：“枝，叶，鸟，暮色，欲静未止/我独自一人，坐在万千木叶下//黄昏的果园，再也没有熟悉的脚步了/三年前，父亲因为脑梗，没有了种地的力气//可我还是热爱这里，爱着它的小：/小小的花香，小小的血肉，小小的人间气息//甚至，小到风涌过果园/我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看是不是//父亲。没有人——而卡在喉咙的二字/僵直得，再也咽不回去”。这是真实还是虚构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经由语言的真实所建构起来的日常化和戏剧性的精神事件更具有一种持久的及物性。这是细节、场景、时间和个体存在之诗的对话与盘诘，是相互摩擦和砥砺的结果。平庸意义上的“好诗”太多了，而那些具有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诗却是乏见的——也许这些诗本身存在着缺陷——有缺陷的具有重要性的诗。

在生存现场和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中从不缺少“目击者”，但是将目击现场内化于写作的则少之又少。而如何将日常生活中偶然性的现场有效地转化和提升为个体的精神事件则是写作者的基本道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诗人必须具备观照日常事物的能力，而这一观照能力还不只是留意和观察，而应该是驻足，然后蹲下身来耐心察看、抚摸、翻检，而最终呈现在文字中的物象已转换成心象。反之，就沦为了临摹、仿真、套用、比附、硬性的二手货色。诗人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是日常事物的“凝视者”，也是能够抽身离去的“旁观者”“疏离者”。正是在这种介入而又疏离的张力角度中诗人才有可能最为真实地凸现皱褶深处的本相。正像当年奥登所言的，一个焦虑的时代已经降临。

诗人更像是一个地方的观察者和考古工作者，他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和足够优异的视力，以凝视的状态“保存细节”。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现实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工程。这些关乎个人日常性的诗歌，大体是具体化、日常化、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应该耽溺于琐屑的日常。恰恰相反，一些诗人努力在反思、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惯性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唐果、杨碧薇、艾傈木诺、红布条、温酒的丫头等青年女性的诗歌，她们的诗歌气质和精神方式是冷暖交织的，可以迎向阳光，也能够在隐忍中面对阴郁和疼痛。她们把自己处于安静或者动荡的位置，有时在阁楼上自我取暖，有时又在日常情境中白日梦式地精神游荡。

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勘察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更为重要。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现实：经验现实和文本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

历史必须当代化，当代也必须历史化，因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当下”和“历史”之间折返。这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以求真意志为前提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诗歌最终只能是“内部的工作”——因内部的流淌而负重。如果说诗歌写作有什么胜利可言的话，那也只能是诗歌自身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