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诗人张杰相识已有十二年了，第一次见面是在新疆的“帕米尔诗歌之旅”途中，那时我还未读过他的诗。之后在北京，我们时相过从，便渐渐熟悉起来。他质朴，神经质，书生气，为人热情又敏感于伤害，对京城的环境和诗歌圈似乎格格不入。他编辑民刊《爆炸》向我约稿，又将我的诗发布在《诗生活》网站的诗人专栏里，还对我做了访谈，这样我就有机会读到他的诗，并了解他的诗学倾向。2008年，由他责编的千高原诗丛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他送了一套给我，其中有他本人的诗集《琴房》——内敛，安静，蕴含着爆破力，形式相当稳定。我的推荐语保留了当年读这本诗集的印象：

张杰的诗歌有一种朴素的温情，它不依赖公共语境中的词语而发声，而是在心灵与万象的冥会中，逐渐发现一条“用沉默沟通”的言说之路。

一个诗人的言说之路首先取决于他的语言态度，正是在语言问题上使得同代人之间或殊途而同归，或同途而殊归。瓦雷里观念中的“克难”就其在语言运作层面上如何将言说难度设置为通往诗艺高峰的移动坐标，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公共语境中的词语是单向度的、在日常交流中被损耗甚至用罄的词语，诗人的言说应该与公共语境保持审慎的距离，就是说，自觉地做一个语言的少数派，因为表面上容易达成的交流往往不具有内在对话性，对于确立了个人诗学理想的诗人而言，美学的偏执是必要的。此即鲁迅所谓“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孤独个人者。这并不意味着书写必然属于不及物的行为，恰恰相反，形式主义者忽略了命名的伟大意义，凭借命名，物获得了词性，而未获名称之物乃是一种沉沦，从此意义上说，诗性的言说不仅是及物的，而且是对无名者的招魂。名者，命也（《说文解字》）。汉语字源学为我们提供的诗学出发点，同时确保了诗人的天职是将事物从无名中拯救出来，使它们免于沉沦。无疑，这种将事物带入存在的难度不仅是言说之难，亦是致良知之难。我近日读到张杰的《我的新诗写作浅谈》，他在文中强调了叙事诗学对当代写作的重要性，当然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叙事方式介入写作的某种共识的呼应，从他的早期诗《弃儿》中，我发现他的实践与一度流行的“伪叙事”观念判然有别。这首诗取材于“1983年的‘严打’和一个底层小人物张文艺的悲剧命运”，这位与作者一道长大的“儿时大院青年”，因赌博输钱，与人合伙“夜洗了露宿街檐的菜农”，劫得二十元而获刑十五年，保外就医后死于车祸。诗的第九节记录了作者与诗中人物的最后一次分手：

在邓丽君甜柔的歌喉里，我们在车厢似的 

黑巷里分手。蓦然，他说他是一块 

活着的石头。摆摆手，我们便各自在歌曲里 

漂走……走出巷口，我的心被抽紧、 

加速，有谁知道呵——时代大杂院里 

那块活着的石头——啊石头 

情感的强度是通过重复而递增的，“有谁知道啊”多么有力地道出了被抛者的无保护性，而那块自我指称的石头亦置换成了作者的心石，它是有棱角的，犹如墓碑。而当我们在另一首诗中读到“关于这些，我不说谁又会知道”（《记一个下雨的冬夜》）则仿佛听见了某种回响。见证乃是说出，乃是听见沉默并用声音中的沉默沟通无声的沉默。诗人被赋予说的权力，唯因诗人的天赋是能说，且这种权力是不可让渡的。《弃儿》为小人物张文艺立传，亦是为他的悲剧命运代言，没有这首诗的存在，这个时代的弃儿将永远湮没无闻。荷尔德林曾写道：“但难的是/在伟大之物中保持伟大之物”（《帕德摩斯》残篇），而在当下中国，或许将渺小之物从遗忘中召唤出来，正如将弃儿领回存在之家，让卑微的命运通过诗歌开口说话，才是某个正当的开端，因为只有寓于渺小之物之中才能开启伟大之物，诗只有同时见证二者才能不重蹈高蹈派的覆辙，这里，之所以另辟蹊径的隐微叙事使得宏大叙事失效，秘密就在于“心声也，内曜也①，不可见也”（鲁迅）。

一个诗人关心社会底层的艰辛与不幸是天经地义的，儒家诗学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早已形成传统。《毛诗序》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朱熹评价屈原：“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之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起余韵。”②而时下的“底层写作”之论实非什么新发明，《击壤歌》、《国风》岂非劳人思妇之所作？以身份论诗并依此判别诗之优劣根本上放弃了诗的标准。另外，关于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闻一多在谈《女神》时也已说得很清楚，地方色彩须与时代精神相对应来思考，否则缺乏现代性的乡土诗之泛滥就得不到鉴别，诗艺上“更高的运作”则被遮蔽因而晦暗不明。

不记得哪位美国诗人曾说：诗人若不处理脚下的土地，他就没什么可写。这话本包含在介入诗学的要义之中，固然如此，但诗人所要处理的现实并不宥限于乡土，题材无高下，关键在于“诗之灵的演进方式”（荷尔德林）。与一些被追捧的底层诗人相比（其原因或少不了乡愿），我更欣赏张杰的独立不惧，处世不惊，不把自己生长于斯的平顶山煤城的日常生活当作盛事来抒写，他像矿工一样只知道更深地掘进黑暗，难道非得身为矿工才能写矿工生活吗？《雪，煤城》、《70年代：煤城旧事》、《挖煤工》、《命定的豫西小煤城》、，《恐怖小城》、《山西煤块》……如此多的煤炭源源不断地流出地面，仿佛地下黑河，却是他灵感的源泉，为他的诗提供能量，照亮他的精神：

所有面孔被煤里的千分尺冷漠度量

长成千人一面的无声煤矽肺、煤少女、煤老头

整个小城的眼睛还要在地下发黑三百年

煤才能被挖完（《恐怖小城》）

这里，在威胁生命的，无保护的，严重污染的劳作现场，人业已异化为非人，个体业已失去特征，一代代老去，重复着相同的命运，看不到尽头。“整个小城的眼睛还要在地下发黑三百年”，人的境况如此严峻以致类同于活埋。而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炼焦车间，煤仓皮带，大罐烟囱，正呼出沉沉白气。”（《国企，焦化厂，2013》）“寒酸的小酒馆，油布门帘里/裹满了醉意，在矿区/它永远和煤纠缠不清。”（《命定的豫西小煤城》）。前文提到的诗人的“更高的运作”，意指“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在内化的灵视作用下，物我已然合一，自他无隔于毫端。艾略特称“将要充当那种特定情感表达式的一组事物，一种情感或一串事件”③为客观对应物，问题在于那些周遭的事物若无“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主体的迫切情感反应，则不能成其为对应物，所以我相信诗迫而成。王国维区别“观我”与“观物”，谓“二者常互相错综”，读张杰的诗，不能不欣赏他的“观物之微”，盖因他明白“非物无以见我”④的道理，这与凡诗必自我指涉，将傲慢之我挡在文本之前的写作相去何其遥远。

如果我们以为张杰只是一位地方性诗人，那就误读了他。无论北京时期或两年流寓海外时期他都有作品叙其行踪，大抵遵循古人“登山必赋”的信条，他也多有山水之作。例如，2005年南疆之行，他写成《新疆作》，视野不可谓不空阔，近期以“游仙诗”冠名的诗作也颇具“自然之眼”。总体上，他的气质偏于沉郁，生僻，偶尔晦涩。顾随说：“晦，可医浅薄；涩，可医油滑。”⑤虽然张杰有些诗在过渡时难免有语气不畅，而油滑则断然不见于篇什。《干面胡同》、《尘封的“夹边沟事件”》等诗对现实层面作考古式勘探，以期将历史记忆及自由之渴望隐微地折射出来。他近日的一篇长文里提出“忧郁机制下的精英意志和亚意识形态”写作，将公共语境中的诗人心境与意识相态反制置于新世纪诗歌发展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脉络梳理，而他个人的诗歌理想可从他的一句诗透出机趣——“向尘世的自由星系致意”。

张杰的近期诗往往多用奇句险语，且不乏自造词。试举例如下：

直到它蓦然打开自我的羽旗（《对中原灰杜鹃鸟的描摹》）

鸟道士，身子在枯草里摆动（同上）

女眼，传动粉色温柔（同上）

出尘的蜗牛绿（同上）

白雾撞击、覆盖我们时，踩着温柔的脚刹（《冬的白雾》）

巨石宽窄成塌，令人放弃飞翔（《游鲁山李子峪》）

深山的阔大墓室，默默发出叹息（同上）

这些意象的营造颇得禅宗点铁成金之妙。韩愈所谓“险语破鬼胆”，为李贺、卢仝所效仿，目的在于出人意表，即“厌陈旧而欲新好”（陈师道）。沃洛希诺夫评价福斯勒“个体的创造性言语行为”和玛尔的“语言杂交”时提出了“陌生词语的哲学素（philosopheme）”这一概念：“如果没有陌生、神秘的词语，没有任何外来词语进入该民族的视域，那么，该民族就不可能创造出任何类似这些哲学素的东西。”⑥诗中的奇句险语因其陌生化而作用于读者的感官与心智，其功能不亚于“别求新声”的外来词语（包括古语再造）对母语演进的催化。诗的深度与抽象有赖于哲学素。方以智论诗曰：“不可以庄语，故以奇语写之”⑦而诗人欲挣脱平庸的公共语境与险恶的时代压力，首先需要“治其心”（方回），并如品达在《匹索竞技凯歌》中所唱：“在无慌的铁砧上锻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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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曜者，破黕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见《鲁迅全集》卷八，23页。

② 朱熹：《楚辞后语目录序》。

③ 艾略特：《哈姆雷特》。

④ 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叙》。

⑤ 顾随：《李贺三题》。

⑥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⑦ 方以智：《通雅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