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摘得“年度杰出作家奖”您有何感想？

于坚：现在中国各种文学奖泛滥，并不是每个奖项都具备公信力，公器私用的较为普遍。这个奖比较靠谱，许多获奖者都是我尊敬的同行。二十世纪以来，“拿来主义”的负面影响是崇洋媚外，在某种程度上，汉语写作的最高标准都要参照外语了。但这个奖是向母语致敬，我深感荣幸。

晶报：您的《朝苏记》和《西行四章》于2016年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请谈谈这两本书背后的故事。

于坚：我的朋友诗人朵渔在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做事。这两本书是由他策划出版的，我比较信任他。两本书前后写了十年，去年一并出版。为写作《朝苏记》和《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我进行了田野调查，去了西藏、甘肃，也去了苏轼的老家。它们并非仅仅是书斋的产物。我很喜欢这两本书的开本和设计。这不是一个崇尚朴素的时代，朴素的做书者不多了。

晶报：您在《西行四章》中提出要向西部学习，继承敦煌与秦腔中蕴含的生活方式。在现代都市语境下，人们应该如何继承？

于坚：这个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是好，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好。我只知道我要怎么做。也许独善其身最好。我的书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我只是告诉读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文人，这样的生活。写作是一种对记忆的持存，人总得记着某些东西。如何继承，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晶报：“滔滔者天下皆是，经典遮蔽在庸常中。匮乏，又令经典于庸常中水落石出。”《西行四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沉的现代之思。在您看来，当下人们最匮乏的是什么？

于坚：物化席卷一切，物化导致名不符实的伪善，言不由衷的盛行。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汉语如今充斥着不庄之语，滔滔者天下皆是，修辞猖獗而不诚。现在亟待提升的是诚实，做人的诚实，写作的诚实。

晶报：您在书中将苏轼誉为“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文人”，您最欣赏苏轼身上的哪些特质？

于坚：苏轼是“道法自然”这种思想的一位伟大实践者。对于他，文不是观念，而是一个动词，一生的行动、事件、文章。他身上有一种独善其身的超越性。

晶报：在阅读您作品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您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浸淫颇深，打通了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文字学等诸多领域，而且有很深的古典文人情怀。这其中有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于坚：当然有。我很欣赏巴赫金的对话，也注意到本雅明要用引文连缀成书的观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带来了标准化，同质化。文是最后的边界。文明，有文才能明。对话，有话才能对。文明，对话，说到底是世界观的对话，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是，某种起源自西方的世界观，例如将世界视为资源、对象，在技术、商业、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正在世界范围内所向无敌。而中国古老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被遮蔽了。今天需要重估传统中国世界观的合法性。

诗是一种世俗的宗教

晶报：上一届的“年度杰出作家奖”颁给了诗人欧阳江河。在您看来，为何此奖连续两届都颁给诗人？

于坚：这正是一种诚实。诗在这个被物控制的时代，依然继续着《诗经》时代就开始的手艺，这依旧是孔子讲的：兴观群怨，迩远，多识。诗人们圣徒般地乐此不疲。奖给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内疚、反省。而中国当代诗歌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杰出，因诗的存在，汉语令巴别塔肃然起敬。

晶报：作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您认为写诗是可以传授的吗？高校文教最重要的是什么？

于坚：诗关别材。写诗是神启。所以杜甫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但教育可以教人们辨识好诗。《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就是一位伟大的诗歌教师。当代诗歌如果被视为仅仅是风花雪月，轻浮调侃，无足轻重的鸡汤或脏水，那么一定是诗歌教育玩忽职守所致。好诗需要知音，读者也需要教育。高校今天最失败的就是，只教知识，放弃诗教。诗教不仅仅是背诵几首诗，而是要像《论语》那样，教做人。高校今天不以培养君子为己任，因此很容易培养出钱理群所说的利己主义者。

晶报：我国古代是“诗之国度”，当下写诗的人也很多。您觉得，读诗、写诗之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于坚：在中国，诗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只唯物不学诗”时代的黑暗冷酷我们终于领教了。我相信一个文化反省的时代正在到来。幸甚幸哉，诗依然持存着汉语的神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