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瑞克·沃尔科特

3月17日，德瑞克·沃尔科特逝世，举世哀悼，在中国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掀起阅读其诗歌的热潮。笔者结合翻译其诗歌多年来的感受及相关资料，试着对其人其诗做一个简短的述评，以飨广大读者，就教于大方之家。

小地方出了大诗人

1949年，年方19岁的沃尔科特出版了他的处女诗集《二十五首诗》（25 Poems），在人口仅仅十几万、面积只有616平方公里、1979年才独立建国的圣卢西亚引起轰动。这个消息传到南边不远处另一个小地方特立尼达，那时还在上中学的奈保尔知道了，为之惊奇，激动不已，多少年后，奈保尔撰文（《奈保尔评沃尔科特》，孙仲旭译）回忆这段往事，说虽然读沃尔科特的诗“如堕雾中”，“当时，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1949、1948年，无疑还有此前几年，在我原以为一片荒芜的这些岛上，我们中间还出了这么一位天才，这种眼光，这种敏锐感觉，这种语言才能，把我们知道的很多平常事物神圣化。暮色中划船归家的渔民意识不到他们穿越的静寂。我们住在特立尼达，在几乎完全闭合的帕里亚湾，此海湾在本岛和委内瑞拉之间；如此准确描述，细节之上再加细节——渔民和很快暗下来的暮色中的影子，这种景象我们都知道。1955年我在伦敦读这些诗时，觉得能够理解普希金对俄罗斯人有多么重要，他为他们做了以前无人做过的事。我当时便是如此推崇沃尔科特。”

就像约翰来到帕特摩斯岛，在礁石与蓝色清新的空气之间，

强迫他的心平静，就像这儿环绕着

波浪上洒满的银光、树木天然的头发、乳白色海湾的

丰满乳房、棕榈树、鸟群，还有绿色萎谢的

叶子，我脸颊上太阳的铜币，在那里

独木舟拥抱阳光的力量，就像约翰在阴冷空气中，

于是我被这些蔚蓝景色更慷慨地欢迎，希腊人在那里，

于是我将不再离家远航，我可以在这儿言说。

沃尔科特堪称少年天才，14岁即开始在当地报刊发表诗歌。从一开始，的诗歌就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和地域性色彩。他土生土长的地方，正如1992年在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安的列斯群岛：史诗往事的断想》（王永年译）里说：“人种混杂，语言繁多，没有历史背景的沸腾的生活，像天国似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新世界就仿佛是天国。作家的天国。……湮没的语言和个人的词汇早已存在，诗歌创作是挖掘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对于每一位诗人来说，世界上永远是黎明。历史是被遗忘的失眠之夜……”

沃尔科特就是在这样的黎明里，睁开了婴儿般灵性的眼睛，打量面前这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开始写出他的不朽诗篇。最初的《在我的十八岁里》、《日记》、《给伦敦一位画家的信》等诗，尽管今天看来，特别是与他后来的作品相比，有些稚嫩青涩，但与同龄人相比，却已显得早熟老成——少年的心至少已经尝到生活的艰辛苦涩了，甚至有些沧桑之感；而他日后的创作方向、价值观和创作观也从中初露端倪。

融多元文化于一炉

闲散的八月，大海温柔的时候，

棕色岛屿的叶子粘附于加勒比海

边缘，我吹熄了灯

经过玛丽娅·康色普申无梦的脸

上飞翔号纵帆船做水手。

“现在，他已在一个名叫萨宾的人身上表达了这一主题。这是“飞翔号”上一个贫穷的黑白混血水手，西印度洋平民的尤利西斯，他的心里充满了风、诗歌和女人。”爱尔兰大诗人希尼在《流放的语言》（胡续东译）所评论的，是沃尔科特的颇有自传色彩的长诗《“飞翔号”纵帆船》。我查询了几种辞典和相关外文资料，汇录如下：萨宾，原文Shabine。蔑视性的称呼。在多米尼加、瓜德罗普岛、圣卢西亚等加勒比海地区，主要用于指称皮肤白皙或浅肤色的女人，通常是黑白混血儿；加勒比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名萨宾娜（Shabine），又名贾斯汀娜（Justine），是一个因贫穷和是混血儿而被嘲笑的妇女。或喻美德的不幸。总之，在这里，黑人和黑白混血儿失去自己的名字，或者根本就连名字都没有，统统被白人叫做“萨宾”或“萨宾娜”，黑人和混血儿之间也用它们来给别人取绰号、辱骂对方。假如非要在中文里找对应的意思的话，有点儿近似于时下骂人的口头禅“傻逼”，而且音也相近。

这个除了绰号“萨宾”没有自己名字的小伙子，他满脑子是他爱恋的女人“玛丽娅·康色普申”的形象，自述“离开堕落，我的灵魂插上翅膀，/但他们已开始用大房子、大车、红极一时的波波、/苦力、黑鬼、叙利亚语和克里奥耳法语/使我的灵魂中毒，” 但他毅然决然那这些诱惑丢弃在身后，走向大海和动荡不安的生活，踏上跨越西印度群岛的航程，同时也走上孤独的自我探索之路。

他目睹殖民地官员的种种腐败，“我看见了让一个奴隶在特里尼达/所厌恶的一切，街头小混混的共和国。”他试图探寻种族的历史，但是,“我看见它们珊蝴：脑，火，海扇，/死人的手指，而且有，死人。/我看见粉末似的沙，是他们的骨头/从塞内加尔到圣萨尔瓦多被磨得雪白。”爱的幻想破灭之后他寻求肉体刺激，“但是，一旦她们被剥得赤条条，她们钉子般的阴户/长满海胆似的刺毛，我无法潜入。”他穷困潦倒，到处漂泊，无家可归，“天哪！哪里是我歇息的地方？哪里是我的海港？/哪里是我不花钱就能得到的枕头，还有那能从窗框里看我的生活的窗户？”

沃尔科特的父亲是英国人，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黑奴的后裔，在《“飞翔号”纵帆船》中他说，“我只是一个热爱大海的红黑鬼，/我受过健全的殖民地教育，/我身体里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要么我什么都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这几行诗可以说是对自身血统及文化背景的“寻根”，但同时又透出外在身份与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分裂。

现在我没有民族只有想象。

在白人之后，黑人也不想要我了

一旦权力朝他们那一边摇摆。

第一次用铁链锁住我的双手并道歉：“历史”，

第二次说对于他们的自尊而言，我还不够黑。

既受到白人排斥又被黑人拒绝，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冷幽默中自嘲之意溢于言表。他是黑人和白人两个社会的“他者”和“异数”，一个永远的陌生人、边缘人，这不能不让他深感悲哀。然而，对于真正的强者，苦难会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这些也是成就沃尔科特之伟大的因素。萨宾在污秽现实和厄运处境中挣扎，在写作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很好，当我写下

这首诗，每个诗句都在盐水里浸透；

我把每一行牵引、打结，像系紧

索具上的绳索；在朴素的言说中

我普通的语言去成为风，

我的书页是飞翔号纵帆船的帆。

他在船上偷偷写诗，却因此受到船员的嘲笑，他的诗歌“练习本”被一个厨师夺去，“并抛掷给左右其他船员，/大声叫喊着，‘抓住，’/还开始拿腔捏调地学我，/就像我由于诗歌/成了一只母鸡。/某些情况下动拳头，某些情况下动浆叉，某些要动刀子——这一回动了刀子。”在经历过侮辱、干架、风暴中死里逃生等种种磨难之后，重归心灵的平静，他坐在星空下航行的船头，恍有所悟：

我最初的朋友是海。如今是我最终的。

我缄口不言。工作，而后阅读，

悠然坐在桅杆钩挂的提灯下。

试图遗忘幸福为何物，

无法排遣时，我察看星星。

殖民地历史、残酷现实、身份困惑、语言诘难、自我放逐及寻找家园等多重意蕴，在长诗中交替出现。象征、典故、比喻、反讽及双关，写实、反讽、意识流、魔幻等等，传统诗歌手法和现代派诗歌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抒写自我而又能超越自我，富于地域色彩而又能超越地域性的局限，充满“加勒比意识”又上升到“普世真理”。那里的底层众生和被海水环绕着的地球边缘上被遗忘的人们, 那些多少年来“沉默的大多数”，终于通过沃尔科特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另一首诗《来自非洲的遥远呼喊》里，诗人拷问自己，撕裂的痛苦、灵魂深处的挣扎，使他发出的几乎是喑哑而愤懑难解的呻吟： “我因他们双方的血而中毒。/该转向哪一方，分裂到血管的我？/我诅咒了/醉熏熏的英国治辖官，该如何/在这非洲与我爱的英语之间抉择？/背叛这两者，/或归还它们给予的一切？/我岂能面对如此杀戮而冷漠？/我岂能背离非洲而生活？”这些内心的纠结与冲突，在他许多诗歌中反复出现；即使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后，他仍然发现自己深陷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处境，无法摆脱——加勒比评论家指责他是叛徒，英美文学传统卫道士将他视为盗用文学经典的贼。

从《海葡萄》开始，早期作品中加勒比环境与欧洲文学的冲突意识不再那么明显。他转身含着泪水审视这种种族疏离和文化冲突，克服了给他造成的难以排解的痛苦，诗人所遭受的现实戕残和心灵磨难转化为不无抒情的吟唱。自传性长诗《另一种人生》被认为是沃尔科特艺术生命的新起点，他抛弃了短小诗歌中的复杂风格，以新的透视法反思了自己的乡间生活，从中也可看出他长期以来的转益多师,已经让他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师，艺术水准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其中，第15章向安娜·阿赫玛托娃致敬的长诗，写得尤其动人：

你是麦田与堤堰的安娜，

你是浓密冬雨的安娜，

烟雾弥漫的月台和寒冷列车的安娜，

在那不在场的战争中，沸腾站台的安娜，

从沼泽边缘消逝，

从下着毛毛雨，冻得

起鸡皮疙瘩的滩涂上消逝，

早期青绿诗篇初现雏形的安娜。

………

冰雪般异国的，

初恋般遥远的，

我的阿赫玛托娃！

重铸史诗的当代荷马

沃尔克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说：“我们的群岛成了脱离原先大陆的碎片的同义词。这也正是诗歌创作的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再创作的过程，拼凑破碎的记忆，搭成神像的框架，甚至最后把神像付之一炬的仪式……从《罗摩衍那》到《征讨》，从瓜德罗普到特立尼达，到处可以看到破灭的非洲王国、亚州的断垣残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遗迹的断片，不是埋在地底，而是在我们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搏动。”

在《星苹果王国》的开头，一种文化的乡愁扑面而来：

在岛上各郡里，依旧有古代田园画

碎片——牲畜在那儿啜饮，它们的池塘

有着更古老的天空的阴影，从风景画摹仿

“瓦伊河谷日落时赫里福德牛群”

这类题材时就存在。

但这种文化却深深地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似乎是摹仿的赝品。“奇怪地，憎恨的敌意隐藏于缓慢流淌的河/与阳伞般百合花的梦中，在古老的殖民地家族/漂亮的快照里，”而在这个“历史遗孤的岛屿”，“村里底层的善良黑人们，/他们的嘴在闭锁的下巴里，缄默尖叫声。”

1990年问世的叙事长诗《奥美罗斯》（Omeros ,1990）是沃尔科特的代表作，它长达三百多页，分六十四章。Omeros即荷马的古希腊语名字。作品借鉴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框架，挪用基本情节、场景和人物原型，如特洛伊战争中的两位大英雄阿基琉斯和赫克托尔，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加勒比海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的渔民，海伦成了渔民之妻——圣卢西亚被称为“西印度群岛的海伦”——象征着英法殖民主义者对它的反复争夺，历史上先后发生过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就好像当年为了争夺海伦而爆发的特洛伊之战。此诗堪称宏篇巨制，气势恢宏，描绘了加勒比地区的民俗风情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也反映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及所遇到的挑战。这部作品被称为“加勒比的庄严史诗”。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邹海译）中说，“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另一个线索：“新爱琴传统”。加勒比海群岛可以说是爱琴海群岛的转世再生——希腊的古代文明在加勒比的今日风采中得到自然的体现。”

在《潮汐的声音》（程一身译）一文中，布罗茨基将他与古希腊诗人荷马和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相提并论：“确实，如果有一个似乎与沃尔科特有许多共同之处的诗人，它不可能是英国人，而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要不然是《物性论》的作者。”瑞典皇家学院认为他“忠于三样东西——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语和他的非洲祖先。”他的生活经历、加勒比海、非洲血统、英语文化都成了他的创作源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加勒比海一并纳入西方和非洲历史文化传统，调用并融多元文化于一炉，重写甚至解构、颠覆史诗，在无人言说的地方开始言说，在没有历史的地方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本人也为“西印度文化找到了自己的伟大诗人” 而自豪。这位不朽的诗神，我们的当代荷马，他的诗歌将永远在这个月光下的世界上被人们世代吟诵：

细雨渐紧，像一把竖琴的弦。

一个眼神阴郁的男人拾起雨点

拨响奥德赛的第一行。

（注：本文所引诗歌均为作者远洋所译。）

刊登于《文艺报》2017年4月12日“外国文艺”版，责任编辑：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