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0年代在阅读民间诗刊《存在》诗刊（创刊于1994年冬天）的时候，于文字中结识了陶春和刘泽球，至于现实生活中的相见则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刘泽球是擅长于写作长诗的诗人，是不多见的具备写作长诗的雄心和能力的诗人。时隔多年，当下仍然不乏长诗写作者，甚至有代表性的长诗文本出现，但是平心而论我内心对于当今的长诗写作有着诸多狐疑。在这个碎片化的价值涣散的时代，在思想越来越平庸的当口，一首长诗该用什么来获得有力的支撑？光靠所谓的修辞、技术、情感和拉杂的随感式的思想的余唾吗？当这次集中阅读刘泽球的一般意义上的短诗，我想这对于综合理解刘泽球的诗歌状貌甚至精神底里都是一次不错的“漫游”。

　　我比较感兴趣于诗人和空间之间的关系，这既可以具象化为日常化的细节、场景和意象群，也可以还原为写作者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话关系——即一个写作者如何在一个熟悉或异己的空间最终找到属于自我的发声装置并进行有效的命名。

　　刘泽球这部诗集《我走进昨日一般的巷子》的第一辑是“西行记”。“ 西部”显然带有逸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被忽视的精神地貌或历史遗迹。在两种空间和相对应的时间体验中，在共置的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我听到了一个诗人在目力所及中对所见之物的细微而精神化的勘测——“从前河水里的事物/现在都在空中漂流”。而一个诗人光靠“目力”是难以真正打开现实和语言空间的。由此，我更为关注刘泽球对可见物之外的“不可见之物”的理解能力以及转换成诗歌的过滤和变形能力。

　　正如一个人隔着飞机的舷窗俯瞰“西部”的山脉、草原、沟壑，如果没有发现“地下是游牧民族般四处伸展的根系”，那么写作很容易成为一次性的观光客旅游手册般的替代物。刘泽球将这些行走于“西部”空间的诗歌避免了沦为“地域的二道贩子”，没有抽空了个人体验的表层的“符号化”，从而避开那种短暂性的“观光客”的眼光而沉入到事物的缝隙和纹理当中，从而也有效地将“空间”转换成“精神场域”。

　　他将“地图”还原为“建筑”，重新收拢时间的“线头”“ 碎片”和“镜子”里的折光——找到粗糙无序表层之下的根系。这些仍有着前现代性历史遗留的特殊空间，需要诗人具备的是个人化的求真意志以及历史化的个人想象力。在这方面，刘泽球做到了——“当暮色降临/游人随着旅行大巴在黝黑公路上/笔直离开，黑城重新陷入死亡一般的寂静/而另一些声音开始敲打城门和外墙”。这最终回附到的仍然是一个人的时间性体验，一切外在于自我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语言的极限就是世界的极限。在此，我们在这些诗歌中看到了那么多时间在各种事物上的现身或隐形，看到那么多已经消逝和正在消失的事物。这是时间的法则，也是命运的法则。你应该看到了这些诗行背后的阴影、镜子、沙漏、造物主、落叶一样多的日子……

　　这本诗集的第二辑是“节气书”，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实际上在当下诗人中写作节气的不乏其人。我更为关注的则是在现代性的机械化时间法则下，该如何面对几乎已经被现代性的“庞然大物”连根拔起的农耕时代的时间法则。这不是单纯的个体的时间体验，还必然涉及对时令、节气、农事的内在化观照，涉及写作者或隐或显地对过去时和当下时的多重性的理解甚至疑问。这同时也是重新打开“自我”和“体验”的方式。

　　2016年6月10日，北京冰雹突至。冰雹像子弹射击发出的啪啪声砸在窗户和铁皮房顶上。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起我与天气和外在事物好久没有发生关联了，而这时节正是北方麦收的时候——可怜了故乡的麦田。我们如何能够重拾身旁落叶一样多的往日？那么，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如何对应于诗人的内心？平心而论，在节气和农事的抒写上古代诗人几已作出了高峰式的难以逾越的表率，比如杜甫的《月夜忆舍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再如李白的《立冬》：“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疑雪满前村 ”。那么，当下的与此相关的诗歌呢？带着疑问，再来看看刘泽球的“节气书”。

　　我注意到刘泽球的系列“节气”诗在正文前都有一个引文，引文大多来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一时代的文本“正文”似乎都需要一个“脚注”，甚至“脚注”自身的说明、揭示和再次确认性更具有说服力——每个写作者“正文”的自足性和有效性都程度不同出现了问题。由此，我们能够在一个文本中发现另一个文本。具体到刘泽球，我注意到的是暂时逸出了“城市空间”“高速公路 ”和“现代性景观”“手机屏幕”的诗人，在那些对应于物候时令的植物（作物）、动物和周遭事物的幽微而开阔的观察中，打开了一个现代人的想象空间和体验方式。这些从身体的触丝和内心的河泽中生长出来的诗句似乎更为可靠。这最终打开和落实，为的仍然是个体的命运、灰尘满面的现实感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

　　这里面有雨水中闪亮的事物，冬寒中温暖的事物，也有芒刺荆棘般的的阵痛和“古老的敌意”——“最炎热的日子开始，整个国家开始发烧/夜晚降临的时候，昏暗的街角/蹲着端稀饭的外地人，呆滞的目光正扫过/他们渴望变成的肮脏的资产阶级”（《夏至》）。微冷、微温、酷热、严寒般的体验在时序中纷至沓来，这自然是精神体验的对应。碎片、拆解对应于整体和秩序，个人也正是一个时代的晴雨表。此时，我想到的是当年柏桦的诗句“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真实”。当然，在这些“节气”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客居西南的北方人寒冷的呼吸和呵手取暖——“北方平原或许已被白花花的蹄子整齐踏过”。

　　个人历史化的追忆和人至中年的自我问询、盘诘、龃龉和劝慰。现代化和农事、阳历和阴历、过去和当下之间两种时间和空间的对话显得真实而虚幻，恍兮惚兮近乎白日梦。“当代”写作者最显豁的就是现实经验——新旧的共置和体验的对峙，而这更大程度上与现代性这一庞然大物有关。而对现代性的理解，无论你是一个拥趸，还是一个怀疑论者，你都必须正视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句在耳畔响起：“专注，仿佛事物刹那间就被记忆改变。/坐在大车上，他回望，以便尽可能地保存。/这意味着他知道在某个最后时刻需要干什么，/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的时刻。”那也必将是内心里落雨、落雪的声音，必将是周身的骨缝对应于外在的摩擦、抵牾和冲撞的声响。

　　诗人、国家、历史和当下之间的“精神对位法”仍在时时发挥效力。有时候寂静的场景更容易成为一个时代心灵史般的默片，“树干和树叶保持不动/四下里如同荒弃的马厩一般安静/那些油黑的果实继续落着/像同一纬度其他地方落着的 /寒冷到极点的雪的石子”。刘泽球的一部分诗歌类似于“日常之诗”，往往将视线投入到日常空间，细节和白描共置，但这不是直接硬性的描摹，而是在想象和经验的介入中这些日常之物发生了“变形”——“物象”投射为“心象”。里尔克说，“我们应当以最热情的理解来抓住这些事物和表象，并使它们变形。使它们变形？不错，这是我们的任务：以如此痛苦、如此热情的方式把这个脆弱而短暂的大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使得它的本质再次不可见地在我们身上升起。我们是那不可见的蜜蜂，我们任性地收集不可见的蜂蜜，把它们储藏在不可见物的金色的大蜂巢里。”正是得力于这种“变形”能力，刘泽球得以让那些不可见之物重新在词语中现身。

　　任何时代的诗人最终都要面对那只时间的手掌，合拢的手掌形状如沙漏。这是时间法则的指引和无法更改的秩序，无论你在迷乱的山路中还是在滚沸的时代轨道上。任何人都需要在时间中重估自我和现世。第三辑“南山诗”和第四辑“时光志”以及“日常诗”中的诗大体可归入到“时间之诗”的序列。“时光志”干脆是直接以月份作为诗歌的标题和切入口。

　　在这些诗行中我看到一个人时而站在城郊的小山上拨开草丛和荆棘向幽微迷茫的街区、外乡人、十字路口、铁路和更远处眺望，时而俯身向下查勘那些久违的时间的碎片和被遮蔽的隐秘的光芒。这些诗歌的抒写视角和精神姿态大体是一致的，比如“我喜欢独自在山间散步”“你爬上城市南面的这座小山”“我曾在傍晚沿着河流向下漫步”“还有人要不时提起后面山上”“你曾经独自在深夜/ 翻山返回住所”。这既是在现场的观望又适度地拉开了距离——暂时性的抽离、转身与返回。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沿着河流或攀爬山顶追溯愿望或者审视自我的一个夜行者。他试图对那些尘世里晦暗的事物、夜晚的事物、无法翻越的事物和无力把握的事物予以重新的打量和揣测。诗人漫游、游荡、攀爬、折返或者驻足，怀想一个渐行渐远不再转身的年代，目睹正在进行的蜃景般的当下——如此真实而又恍惚。而时间就是尘世，那只巨大的沙漏一直都在细响。这些沙漏的细响、自然的风声，人世的喧闹或者寂静被刘泽球置放于他诗歌中的一条条河流、山林、小镇和行走的地图当中，“任何叙述是徒劳的/ 倾听会让你理解得更多/刺冷的风穿过直通通的船舱/渡轮继续行进着/仿佛一个词语/在稠密的烟雨里滑动/仿佛唤起你身体里的波澜”。由此，诗人就是那个茫茫江波上的挖沙人和摆渡者，是用词语敲打时间砧板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写作“汹涌的广场”的热力迸发的刘泽球近些年来的写作，愈来愈呈现为一种中年式的平缓和内敛，而那些不可见的波澜、粗糙的砾石、阵痛，宛如黑夜中恍如细线的河流需要你去发现。这是一种迟缓式的深入。这是写给时光的信札，写给一个个“曾经的我”的口信。你应该看到了，那个类似于手掌合拢形状的沙漏，还有凝聚其上的光影、面影以及不断加深的中年的阴影。

      （2016年初冬，北京）

　　来源：存在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