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好奇：你的生活几乎与诗万里之远，怎么会坚持这样一件事情……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从事爆破工作的诗人陈年喜去年11月随《我的诗篇》剧组赴纽约演讲时说。

陈年喜和《我的诗篇》其余五位主角一样，是工人，也是诗人。这部反映工人诗人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纪录片，在中国由众筹推动进入院线，于今年1月13日上映，引发关注。

该片导演秦晓宇说：“诗歌是时代的显微镜，人的独立、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新诗的第一主题。在新诗百年之际上映这部纪录片，是偶然的，但也存在历史必然性——经历了漫长的诗性启蒙后，工人诗人这一群体觉醒并渐成规模，终能为群体立言。这和最初新诗诞生、白话尝试，有着类似 趣向 。”

自1917年2月新诗发表于《新青年》杂志至今，中国新诗已走过百年历程，但始终保持活力。百年来，新诗始终和一代代中国人的命运、生活、情感、思维息息相关，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

诗不远人的黄金时代

“我们正处于新诗写作的黄金时代，也处于新诗传播的黄金时代。”《诗刊》编辑、诗人刘年说。

刘年是“草根诗人”余秀华的第一位伯乐。在他的推介下，余秀华的诗走入大众视野，在微信、微博上成为热门话题，甚至成为广受关注的诗歌事件。有人说，她的诗歌表达了苦闷者对命运的回应，激活了新诗本质性的力量。

“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2010年，深圳富士康连续发生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在富士康打工的郭金牛，被派去安装“防跳网”，写下了这首代表作《纸上还乡》。

这首举重若轻的诗曾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和捷克国际书展，在海外被译成多种语言。如今郭金牛的诗作和故事在海内外广为传播，甚至登上了《纽约时报》。

微信上诗歌公众号的大量崛起，成为了当下诗歌传播的重要渠道，其中“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影响较大。就连上世纪80年代的部分民间诗歌刊物也逐渐在微信平台“复活”。

刘年认为，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诗人回归大众，回归现实，回归传统，回归内心。诗歌终于和百姓日常的口语吻合了。

“诗不远人。”诗人王家新说，近年来，许多诗歌丛书出版，民间资本的热情参与也推动了诗歌节、诗会的开展，让诗歌凭借以书代刊的形式不断出版发行。同时，借助互联网，诗歌的发展更为多元化。

诗人于坚表示，诗歌应该保持纯粹性，而这种纯粹性不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遗世独立，而是应该与时代、生命发生深刻的联系。

在王家新看来，人们早已经进入到一个无限多样化的社会，当代诗歌写作也大多是立足于个人经验和感受的写作，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折射出这个时代。

“写一条流水线，可能写的是整个工业，或者工业时代。”郭金牛说，“诗歌首先从个人出发，然后关注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街道或者一个工厂，关注的过程中就关注了整个人类。”

新诗变革的新浪潮

当下的诗歌盛况，其发轫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

诗人、批评家唐晓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他认为：“80年代之于诗即便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复兴时代。”

“中国诗歌的进程，是中国诗人的集体经验。”唐晓渡说，他一直将完整地亲历80年代的诗歌变革，视为个人精神成长史上的一大幸事。

“那时，如果能在《诗刊》上发表具有影响力的诗，可能被奖励一台电视，甚至有机会获得较好的文职工作。”唐晓渡说。

刘年认为，诗歌要真正地实现“黄金时代”，还要看诗人在社会上，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80年代是滋养新诗的沃土。在社会文化得到解放后，中国新思想、新文化和新艺术迎来了爆发时期，新诗变革的浪潮席卷而来。诗人们游走全国，把酒言诗；老诗人复出，新诗人辈出；朦胧诗兴起，“新诗潮”崭露头角……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一批脍炙人口的新诗，点亮了人们的生活。

此后，各种诗潮相继涌现。从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等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到以于坚、韩东、伊沙、杨黎等为代表的民间立场“口语写作”依次登场……

于坚说，新诗诗人力挽狂澜，经一百年的努力，诗的神性力量终于转移至现代汉语。新诗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深厚存在，对汉语来说，意味着一种“复活”。

在五四精神下萌芽的新诗

如今，回顾新诗百年历程，多位受访诗人认为，新诗是“语言改良的急先锋”。

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白话诗歌，被公认为中国新诗的诞生标志。作为五四新诗运动的先驱，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要求打破格律，用白话写诗。

在诞生伊始，新诗便深受五四精神影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通过变革汉语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诗界革命”。胡适认为，只有白话诗才是自由的，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他声称：“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宣扬“我手写我口”。

“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汉语的救亡时期，新诗出现在汉语自诞生以来危机最严重的时代。”诗人于坚说，新时代的材料和古代不一样，因为世界变了，我们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也要改变。新诗的出现是与中国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

在诞生后的30年时间里，新诗发展传递着时代精神的轰鸣。

胡适、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歌中体现出了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主张新诗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

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迅速点燃了诗人的激情。“七月派”“九叶派”相继出现，艾青、穆旦等人的诗作唤醒了民众的爱国情怀。新中国成立后，诗人们开始就时代变化调整诗风，带有政治抒情特点的各类诗歌走进人们视野。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新诗也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朦胧诗最早的作者杨炼等人正是从文革时期开始创作的。

“文革结束后，人们满怀希望写作，不约而同地把空洞、不切实际的词汇扔出了诗歌。太阳、土地、河流、生命、死亡等看似古典的词汇回到了诗歌里，经过重新组合表达了新诗现代的、复杂的感受。”杨炼说。

唐晓渡认为，中国新诗诞生及发展的脉络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呈现出一致性，新诗的变革与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新诗始终与时代同行。

诗人杨庆祥说，新诗最初是对抗式写作，在语言层面和旧体诗对抗，在精神层面和意识形态对抗。到二十一世纪后转变为对话式写作，诗人和历史、哲学、社会对话，也和自身对话。

“诗歌恢复了其作为一种 综合性 表征我们的时代症候和精神层次的艺术形式，而不仅是语言艺术或个人抒怀。”杨庆祥说，期待新诗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希望能以新诗谈论时代，“以一首真正的诗歌来称量一个世纪的重量”。

“如今，汉语承载的诗意，已经立住了。新诗的自由精神，就是为每一首诗找到自己的形式。”唐晓渡说，人们不必为新诗的发展而担忧，新诗百年，活力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