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吴兴华与谢蔚英结婚时，写给宋淇的信中所附的照片。照片背后赠言，写的是“奇”，吴兴华一向这样称呼宋淇。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封通信

等了半个世纪，88岁的谢蔚英终于在丈夫逝世50年后，盼到五卷本《吴兴华全集》的出版。

1966年8月，44岁的吴兴华在“文革”中含冤而死。学者王世襄曾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对谢蔚英而言，如果丈夫不是英年早逝，“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在文学上也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她与两个女儿的生活，也不会那么艰辛磨难。

2005年，世纪文景曾出版两卷本《吴兴华诗文集》，谢蔚英不太满意，“错误很多，最该登的27首里尔克译诗都遗漏了”。这套书并没引起什么反响，哪怕出版界也仍不熟悉吴兴华。就在今年年初，谢蔚英和家人发现，有两套书用了吴兴华参与翻译的莎士比亚《亨利四世》文稿，却未告知家属，甚至也没署名。在文学史上，吴兴华依然是被遗忘的“失踪者”。

时隔1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全面增补修订，出版包含诗集、文集、致宋淇书信集、译文集及译作《亨利四世》在内的《吴兴华全集》。其中，吴兴华于1940年至1952年写给燕京同窗好友、已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淇的62封信，由宋淇之子宋以朗首度公开。在这套书的腰封上，“继陈寅恪、钱锺书之后的第三代兼通中西之大家，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高学养之代表”这句极高的评价，让人们对吴兴华这个陌生的名字充满好奇。

“这一次全集出版，会有更多人了解兴华。”在北京家中，谢蔚英从卧室拿出吴兴华年轻时的黑白相片，戴上老花镜，用手拂去相框上的浮尘，仔细端详。在已经略显模糊的照片上，是她熟悉的那位傲气的“燕京才子”。

《吴兴华全集》

才子与校花

1952年7月19日，吴兴华在写给宋淇的信中，告知挚友自己的婚讯。他用“天真而倔强”来介绍新娘：“出身是官僚资产阶级，父亲老早就死了，所以家境已经中落，不过她过去一贯表现得孩子脾气很重，奇装异服，近于招摇，而且浑身洋派，所以有许多人(特别是女人)很不赞成她。”

谢蔚英是广东人，自小在香港长大，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沪江大学念书。新中国成立后，同学纷纷报考清华和燕京的转学生，她也跟着考，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最后选了燕京。

“一进学校就听说兴华的名字，都说他是燕京大才子。”谢蔚英记得，第一个学期，她先分到吴兴华前女友张景于的班上，第二学期才进吴兴华班里，贪玩翘课不交作业的她，常被他抓个正着。“我不是好学生，爱玩儿。后来上他的课，发现很有意思，他讲课谈笑风生的，总是穿插外国作家的轶事，很能提起学生兴趣。”

谢蔚英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又在上海，寒暑假总是独自一人留在北京。“兴华也是一个人，老去燕京大学的小馆子吃饭，有时候我也去，就会碰上他。当时完全没有交朋友的考虑，我在外头玩儿，他做他的学问。他说他家里侦探小说很多，借几本给我看，有的未必看得很懂，就跟他聊，慢慢接触越来越多。”

吴兴华写信跟宋淇说，谢蔚英是“燕京校花”。校园里仰慕他才华的女学生不少，追求谢蔚英的男生更多。“周末本来说去他那儿玩儿，人家一叫我去跳舞，我就走了。当时电话也没有，他就站在校车车站等我，一站就是两个钟头。”

“要说我们的关系也很奇怪，即使结了婚，他还是更像我的兄长、老师或者挚友，而不完全是丈夫。我比他小8岁，又是他的学生，他也知道我的性格不是念书做学问那种人，就像宠妹妹一样宠我。”谢蔚英说，吴兴华看起来像书呆子，却为她做出很多生活上的改变，“他不是爱玩的人，但礼拜天再忙也要陪我出去吃饭，再看场电影。有时候我们意见不一样，他都是坐下来慢慢讲道理，处处以理服人，我总讲不过他。”

上世纪60年代，吴兴华参与校译朱生豪版《莎士比亚全集》，校译一本书的稿费就有100元。在那个人均月收入只有二三十块钱的年代，吴兴华总会拉着时髦新潮的谢蔚英去“造寸”制衣店，找上海裁缝定做呢子大衣。“有时候我看上一件，挺喜欢的，舍不得买，过几天他就会给我买回来。”

恋爱时，吴兴华总会给她唱歌讲故事，两人最爱的爱尔兰民歌《Danny Boy》与另一首《In the Gloaming》，都是写去世的情人，唱生死永隔的缠绵凄凉。“此两首歌皆为暗喻一鬼魂在对他心爱的人而唱，真不知在当时冥冥中是否有此暗示?”在《忆兴华》中，谢蔚英感伤地写道。

燕京大学就读时期的吴兴华

另一个钱锺书

“在燕京大学，所有人都知道兴华的才学。他虽然没出过国，但名气比那些出过国的(学者)要大得多。”谢蔚英回忆，吴兴华在当时的燕京如同传奇。

和所有“天才”一样，吴兴华天资早慧，4岁就读《资治通鉴》，过目成诵。16岁即发表诗作《森林的沉默》，同年被燕京大学破格录取。上世纪40年代，他拒绝迎合当时主流的自由散漫的口语化创作，抱着“就像不知世上有胡适与新文化运动”的心态，坚持从精英立场出发，以中国古典与西洋格律诗为鉴，独自实验矜持、优雅的新格律诗。

大学时，年少轻狂的吴兴华常以《唐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与人打赌，别人随便翻出一首诗，他都能说出诗题、作者和上下句，从未出错。在1943年给宋淇的信中，22岁的他傲气地写道：“而今我可以不夸口的说能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诗同时在脑中列出。”

早在1940年，乔伊斯还未被世界文坛认可之前，吴兴华就前卫地向《西洋文学》介绍并节译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完整的中译本2012年才问世)，并将其代表作《尤利西斯》介绍到中国。

“他翻译从来不借助词典。精通英语，法、德、意等欧洲语言也是一学就会，耳朵灵敏，记忆力超强。他对历史很精通，前前后后的时代人物，记得一清二楚。他的围棋和桥牌在校内数一数二，从来书不离手，嗜书如命。”谢蔚英记得，结婚最初几年，他们家总有几位老教授时常登门，其中就有燕京大学史学系教授邓之诚，“他如果忘记了什么，就让家里人过来把兴华叫过去，一问就解决了”。在大女儿吴同印象里，父亲博闻强记的能力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关于古今中外的诗词、历史典故和文章，他的脑子像电脑一样，过目不忘”。

与钱锺书、吴兴华共事的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曾说，“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宋淇很早就认定，吴兴华不但通晓多门语言，国学造诣很不简单，是“另一个钱锺书”，且思想、观点和品味都比钱更接近西方。上世纪40年代的旧版《谈艺录》中，钱锺书在附记中写下“吴君兴华直谅多闻，为订勘舛讹数处”，证实他曾虚心接受晚辈吴兴华的意见。

“你看他写给宋淇的信，完全是肺腑之言，讨论的都是学问和诗歌，或是自己新作了什么诗。”谢蔚英说，那些写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信，正值他生活窘迫时。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刚毕业的吴兴华本可出国留学，可日军封锁燕京，师生解散，他只有转行当翻译谋生。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会馆小屋里，仅靠吴兴华的稿费度日。两个妹妹先后病逝，他也感染肺结核。宋以朗在《致宋淇书信集》的附录里写道：“看吴兴华的信，你根本很难想象到他原来身逢乱世，生活朝不保夕……依然若无其事跟我父亲讨论梅花诗。”

“在日据时代，生活再艰难，他也坚决不给日本人做事。”谢蔚英说，吴兴华很爱国，一直佩服毛泽东的才华与诗歌，“我私下问过他很多次，他都说，毛主席的诗词是真的写得好。”

1952年，谢蔚英曾提议两人回香港工作。“我在香港有家人和朋友，找个报馆不成问题。宋淇也在香港，能给他谋一份差事。”在介绍信都已开好的情况下，吴兴华断然拒绝，“他不肯离开祖国”。

同年，31岁的吴兴华被任命为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他诚惶诚恐，哪敢领导钱锺书、朱光潜这些老教授啊。老教授们对他很好，倒是一些师范大学上来的年轻人为难他，那时候的工作很难做。”

这四年相对平稳的日子，吴兴华夫妇过得疲惫而忙碌。谢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来回路程三个小时，清早六点出发，到家已是晚上七八点，吴兴华还在学校开会，两人只有周末能见面吃个饭。“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句。”谢蔚英说，就算杂务缠身，他仍在深夜抽空翻译完成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这也是至今唯一的诗体中译本。

躲不过的灾难

燕京大学英籍导师谢迪克曾追忆，吴兴华是他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与他的另一位学生、文学批评大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

1947年，谢迪克引荐吴兴华赴美留学，由他承担路费。但吴兴华因肺病加重无法出行，他在信中告诉宋淇，三个月里，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读书，“以后我想机会一定还有”。

但机会再也没有来临。十年后，吴兴华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号召，坦诚提意见，认为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这一句话，令他坠入地狱。

“反右刚开始，兴华很担心，他一次次写检查，不通过，内心很痛苦，认为自己有错。”1957年，谢蔚英的同班同学、西语系教授黄继忠被铐上手铐抓走，后者作为“极右分子”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她意识到事态严重，“以兴华的身体，去劳改就等于送命了”。

“后来是朱光潜站出来替他说话，说他是有才华的人，可以留在系里，将来总有用。”她说，吴兴华被撤职、降级，不许教书、不许发表文章，“哪怕这个时候，他内心苦闷、痛苦，还是跟我说，要认真改造，听党的话”。

大跃进时期，吴兴华每天到图书馆帮系里编、校《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没有任何名利。大学时代攒钱买下的12箱《四部丛刊》，“一天不落地看”。

“他自己找材料学拉丁语、希腊语，整天在家拿着书做笔记，我在家听他念拉丁语，流利极了，学得很精通。”谢蔚英说，他为李健吾翻译了很多篇拉丁文、希腊文的戏剧理论，又为罗念生校对希腊悲剧的文稿。“看得出罗念生不是从希腊文翻译，而是从英文翻译的。兴华指出来的地方，他都改过来了。”

1962年摘除右派帽子后，吴兴华认为自己终于可以认真做学问，开始根据意大利原文翻译但丁《神曲》，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来译。同时又动笔写一部关于唐朝柳宗元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

“这部小说他构思了很多年。唐朝的历史细节在他脑子里栩栩如生，闭上眼就是唐朝的街道和店铺，满眼是唐朝人的着装，他们打马球的样子。写这部书必然会联系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看那么多历史书，就想写进这部小说中。”谢蔚英帮他誊抄过一些，在她印象里，小说视角繁复又开阔，文笔冷凝而精微。但没等书写到一半，“文革”开始了。

“我们家是最早贴上大字报的。”谢蔚英说，当“大右派吴兴华”的大字报贴在家门口，他就开始彻夜难眠了。“怕外人说他含沙射影，他把书稿、小说和照片拿出来，全烧了。”她不忍心，偷偷留下一小章节但丁《神曲》，收录在如今的《吴兴华全集》里。

北京大学是“文革”的起点和风暴中心。“恐怖极了。”谢蔚英心有余悸地回忆，每天夜里，一大帮学生在校园里横冲直撞，扬着皮鞭，高呼口号，“冲到有问题的人家里，直接把人拉出来，跪在那儿审问”。

“1966年最早是批判吴晗，我们没料到会搞得那么大，牵扯那么多人。”谢蔚英的大女儿时年13岁，相貌乖巧、成绩优异。家里出了事，大女儿受牵连，一去学校就受欺负。“兴华每天去系里都挨骂，他一再跟我说，‘他们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你放心，我绝对不自杀。我要自杀的话，就变成抗拒，把你跟孩子连累了。’”

常年身体虚弱的吴兴华，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寝食难安。“最后一两天，他把那套《四部丛刊》按目录整理了一遍，跟说我，‘万一我有不测，被抓去劳改，你过不下去的时候就把书卖了’。”

1966年8月1日晚，谢蔚英在人民大会堂开完批斗会回家，已是11点多。会议上全天喊口号的喧嚣弄得她筋疲力尽，瘫倒在床，两人却睡不着。吴兴华预感到什么，对她长叹：“我欠你的太多。”谢蔚英安慰他，运动总有过去的时候，忍一忍，总能挺过去。

8月2日清晨，谢蔚英上班后，红卫兵冲到家中，勒令吴兴华去劳改。“他们让他拔草，虽然不是累活儿，但那天特别热。他又是个书呆子，跟红卫兵说要喝水，他们当然不给，给他硬灌了阴沟里的污水。等他昏倒，红卫兵说他装死，继续拳打脚踢。”

下午两点，谢蔚英接到吴兴华入院的消息，赶到北医三院，人已完全昏迷，次日凌晨5点宣告死亡。红卫兵咬定他是自杀，谢蔚英在悲痛中无法解释，最终遗体进行医学解剖，确认吴兴华死于中毒性痢疾。

“人没了，也没放过我们。”谢蔚英回去，家里被抄家，“屋里砸得一塌糊涂，完全不知以后该怎么办”。“文革”期间，她见到太多家破人亡的惨状。“我们家前前后后就有好几家自杀。有一家很可怜，父母都自杀了，孩子很小，亲戚不敢要，怕受牵连。最后保姆把孩子带到乡下去。”

与钱锺书之交

吴兴华去世时，大女儿吴同13岁，小女儿吴双仅5岁。谢蔚英还来不及悲伤，家中住进烧锅炉的一家三口。工人阶级藐视资产阶级，对她们毫不客气，“用我们的煤球，吃我们的东西，你毫无办法。”谢蔚英难以忍耐，申请搬走。

“很小的两间房，黑黢黢的，墙壁都是黑的，没水，没暖气，没厕所。”她独自带着女儿，备感艰辛。“一个月30多块钱工资，实在养不起，差一点想把吴双送给兰州的姑妈，她们家没孩子。大女儿哭着不让我送，最后留了下来。”

1969年7月，大女儿去北大荒上山下乡，一走就是十年。6岁的吴双无人看管，只有每天独自关在黑屋，哪儿也不敢去，饿了啃点冷馒头，“好心的邻居会在冬天送点开水”。12月，军宣队、工宣队进驻社科院，谢蔚英被分到信阳五七干校，12箱《四部丛刊》存在社科院，她带着小女儿下乡，“玩命儿地干农活”。1971年，谢蔚英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房子没了，搬进社科院7号楼办公室，与同在社科院工作的钱锺书为邻。

“钱锺书也住7号楼，进出总经过我家。钱先生每次遇到我总说，蔚英啊，你有什么困难一定告诉我。说了好几遍。”她认为生活勉强可维持，从没麻烦过钱家，但对钱锺书十分感激。

“我们在燕南园结婚时，钱先生就来参加婚礼，还送了贺礼。他与兴华应该是通过宋淇认识的。”谢蔚英说，早在1943年，吴兴华还是学生时，就看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初稿(当时名为《杂感集》)，“兴华提出的意见，钱先生都接受了”。

吴兴华任英语教研室主任及副系主任时，钱锺书与他们同住中关园。吴同记得，钱家三口喜欢晚饭后在中关园散步。“每次走到我们家这儿，钱伯伯会跟伯母和女儿说，你们先回去，我要跟吴先生聊一会儿。然后钱伯伯就到我们家来，和我父亲在书房聊天，谈笑风生，总是特别高兴。”

“他们一直挺投机的。”谢蔚英说，吴兴华与钱锺书一样爱读侦探小说，喜谈古诗，又都有学贯中西的学养。“兴华被划右派，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只有钱先生，每次见面依然跟他说话。”

大女儿吴同从东北兵团回京，没有工作，杨绛让她抄《堂吉诃德》译稿。“抄五六页就给十块钱，远比应该付的要多。她怕我不肯接受帮助，变相地来帮我们。”谢蔚英说。

翻译家李文俊曾说起一件轶事。在干校时，有年轻人请教钱锺书英文问题，他看一眼，说：“这种问题还来问我，去问谢蔚英就行了。”谢蔚英在社科院文学所图书室管理外文书刊时，钱锺书常在借书时与她闲聊打趣，博美人一粲。

吴兴华诗集手稿封面

被历史淹没的诗人

如果不是宋淇，吴兴华在诗歌上的才华恐怕要被历史永远淹没。

抗战结束后，宋淇将吴兴华的一些作品带到香港，在《人人文学》上署名“梁文星”发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又将12首诗介绍到台湾《文学杂志》，主编是夏济安。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回忆，当时除了编辑，没人知道“梁文星”就是内地的吴兴华，更不知道这些作品写于十几年前。夏志清曾评价吴兴华，“其学力、眼力之高，想四十年代诗人无人可及”。

他的新诗创作始于1936年，止于1949年。抗战时期，吴兴华的诗在封闭的华北文坛评论界就引起一些学者关注，称他的诗“幽美”，但“西洋味太深”。

在与宋淇的书信中，吴兴华流露出对诗歌创作的犹疑。他意识到自己前景黯淡，缺乏知音，心境寂寞，“我往往觉得我们最大的毛病就在自持聪明太过，侈言凌人，结果成就常常反不如人……心醉于片时的喝彩，便无暇计及真正的不朽之业”。研究者推测，1949年以后发表的《咏古事两首》可能是吴兴华的绝笔。

谢蔚英记得，1962年摘除“右派”帽子后，吴兴华一时情绪高涨。“他跟我说，过去写的诗，他都看不上了。当时年轻，凭灵感写诗，不是很理想。宋淇是最欣赏他的，他手里留的诗，远比我们家里的多。”吴兴华告诉妻子，40岁前是他苦读的准备阶段，40岁后他有不少雄心壮志要一一完成。他曾想编一部巨型的中国诗文选集，最终，所有计划都止步于颠沛的命运。

“梁文星”的诗歌在台湾引起反响时，不在场的诗人自己一无所知。听闻他去世的噩耗，宋淇慨叹：“陈寅恪、钱锺书、吴兴华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先后逝世，从此后继无人……”

1976年,宋淇将1953年发表过的两篇涉及吴兴华的诗论《论新诗的形式》与《再论新诗的形式》收入自己的文集，由台湾洪范书店推出《林以亮诗话》，并请当初帮助介绍吴兴华诗作的夏志清作序。

1980年,美国汉学家爱德华·M·冈恩在英文专著《被零落的缪斯——1937至1945年上海北京的文学》中专门论及吴兴华，认为他“是沦陷时期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位诗人”，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挣脱浪漫主义的羁绊和缺点”，其写作技巧广泛又复杂，现代派风格讽刺又虚幻，形成了不同于中国旧诗的复杂情绪体验，抵达了“其他同代人几乎无人能达到的高度”。

1983年，谢蔚英第一次赴美国探望两个女儿，圣迭戈大学叶威廉教授约她到家中面谈。“他从台湾看到兴华的诗，很赞赏，觉得别有风格，糅合了中外历史和文学典故，远比徐志摩高深。如果文学、历史功底不深，一般人很难读懂。他说‘那是一种新的风格，是超前的’。”

吴兴华诗作《素丝行》手稿

欣慰与遗憾

吴兴华留下的两个女儿，是谢蔚英最大的安慰。她一直奇怪，“我是不那么念书的人，但两个孩子都聪明又用功”。

大女儿吴同在恢复高考后，凭着小学学历，自学初中高中课程，考上北二外。大学四年所有成绩都是优，毕业赴美留学，后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书。

小女儿吴双从小到大都考第一，在干校乡下念小学时，家里没书，就跟着母亲读。“一个八岁的孩子能读得懂《聊斋》，也没人教她文言文。初中她就跟着我看毛姆的英文小说。”吴双后来考上北大，选了难度最大的实验心理学，1984年申请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拿到实验心理学博士学位，现在美国交通局任职。

谢蔚英认为，家庭的惨状和“文革”的阴影，多少对女儿们的心理有影响。“大女儿到了北大荒还是被欺负，工人子女处处为难她，大家下工都休息了，还让她去挑水，知道她喜欢书，不许她看。小女儿很小就知道自己家里有问题，孩子们不跟她玩儿，她就干脆不出门，自己看书。”吴双样貌乖巧，却性格孤僻，不爱与人来往。考上北大后，很多男生主动接近，她都避之不及。至今50多岁，依然未婚。

吴兴华与夫人谢蔚英、大女儿吴同、小女儿吴双

1987年，谢蔚英（中）赴美探望两个女儿吴同（左）和吴双（右）。

1978年，“文革”结束，谢蔚英再婚。“现在的老伴是我燕京的同学，原来在国际关系学院教英文。一个人生活很多困难，两人就凑在一起过。”两人遇到时，他刚劳改20年回到北京，进入中科院情报所，从事中译英直至退休。

谢蔚英想过，如果吴兴华认识她前就去美国念书，成就绝对不一般。她也想过，如果新婚时他听从建议去了香港，也会是另一番命运。

她最后悔的是，在生活窘迫时，不得已卖了吴兴华最爱不释手的《四部丛刊》。“‘文革’前，兴华的收入算高的，我们雇了保姆。他四弟肺病严重，兴华在海淀替他租房，又找个人专门照顾。”谢蔚英说，她用钱从不计算，“文革”来时，家里存款只有400块。

“1971年我从干校回来，《四部丛刊》没地方放，经史子集等共12箱，加上经济困难，就卖给了《青年报》的编辑。当时卖的500块也值点钱，不过现在听说价格很惊人，值好几千万。”谢蔚英曾想打听这套书的去处，可惜当年买书的编辑已经去世，其子定居美国，有着吴兴华批注和笔记的《四部丛刊》，从此杳无踪迹。

吴兴华诗作《西珈》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