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质上，诗的技巧即诗的搏斗。

在很多人眼里，用现代汉语怎么可能写出好诗呢？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文化偏见，但实质上，这确实基于人性的卑劣的一种最大的无趣。

诗人最微妙的感情，通常被认为是他在诗的镜像中对爱人所做的表白。但是其实，更有可能，诗人最微妙的感情同样出现在他对语言的体会中。

一个诗人，如何表达他对语言的重视，都不会过分。对生命而言，语言是最独特的礼物。学会敬畏语言，只会有助于一个人从诗意的角度去领悟存在的秘密。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个角度回避了世界的真相。

对现代的诗歌文化来说，过于诗意，似乎意味着刻意的背叛。其实，从诗意的角度去领悟存在，恰恰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从语言的角度去发现一种本真的世界。因为语言，诗涉及我们的方法论。并且最终，诗变成了我们最彻底的方法论。语言的陪伴，是诗造就的一个独特的生存景观。

一个秘诀，不要过于看重一个诗人表白他是如何看重诗的语言的。应该去查验一下他是如何在修辞的细节上体现他对语言的敬畏的。一个近乎悖论的现象是，在现代的书写中，只有诗人从未偏离过对语言的敬畏。在现代的散文写作中，对语言的敬畏，往往是通过对语言的极尽能事的亵渎来进行的。

历史更愿意诗仅仅是一种存在。而我们却意欲让诗成为和我们有关的事情。

回顾新诗百年，真正的进展在于，新诗从只知道借助历史进入一种存在的写作，最终演变成和生命的自省密切相关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只知道为诗的存在而写作，而另一些人，真正值得赞赏的，他们为诗是我们的事情而写作。

如此神秘地，语言的好奇决定着诗的质量。而如此诡异的，究竟什么是语言的好奇，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在小诗人那里，好奇意味着打开所能见到的每一扇门。而在大诗人那里，好奇意味着从来就没有那么多的门值得去打开。

也不妨这么看，把诗写好的一个自检机制就是，学会尊重有些紧闭着的门，哪怕它们的背后栖居着漂亮的虚无。

诗歌批评的前提其实比人们想象得要残酷：假如诗的批评不是在友谊间进行的，它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换句话说，你批评一首诗，就是在评论一个友人。

诗的清晰是一种比较容易识别的美德，而诗的复杂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美德。前者多半源于诗人的性情，后者则无一例外地来自艰苦的劳作。

诗的风格，最害怕的就是它突然变成了诗的目标。

对诗的写作来说，不够复杂，意味着一种耻辱。过于复杂，则意味着一种无能。

就诗的风格而言，诗的清晰，从来都是一种复杂的结果。假如诗的清晰不是出自复杂，那么它不啻是廉价的自我欺骗。

新诗，不仅是它选择的语言，更重要的，它还是关于这种语言的事件。换句话说，新诗不仅是汉语的一个新问题，也是关于这问题本身的一种语言事件。

或许只存在着两种诗的类型：一，在人和诗的关系中，世界居于中间位置，并且是语言的替身。二，在世界和诗的关系中，人是居于中间位置，语言因缺乏替身，而沉溺于假象的娱乐化。

如果诗想赢得现实的话，它必然弄丢整个世界。换句话说，诗的最大的现实就是，它必须设法赢得我们有可能会失去的世界。关于世界的诗，和关于现实的诗，原本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但由于现代经验越来越丧失了对神秘的耐心，越来越滑向功利的自我验证，这就产生了一种误解，人们以为关于现实的诗能胜任对现实的塑造，并在这塑造的过程中完成关于世界的记忆。

更高的诗，指向生命的安慰。

喜爱诗歌的理由似乎因人而异。但作为一种秘密，人们对于诗歌的爱，在差异的表象之下，又有着极强的趋同性。我们之所以热爱诗歌，源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烈而真实的感受，通过使用诗的语言，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和时间的关系。

读诗的时候，寻找其中的意义，通常会被认为这是让阅读诗歌看起来有意义的一种行为。按这样的想法，假如读诗不是为了获得意义，那么这种阅读本身是否具有价值，都会显得可疑。为了寻求诗的意义，去接触诗，去阅读诗，这当然无可非议。事实上，这也一直主流的文化观念所鼓励的行为。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众多和诗发生关系的方式中，以揭示意义来读诗的方式，其实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方式。首先，这绝不是唯一的阅读诗歌的方式。其次，这不见得最有效的阅读诗歌的方式。

当然，由于流行文化的偏执，这种阅读诗歌的方式，已积累了足够的价值霸权。人们已不习惯对此作出任何反思。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指出，以寻求意义为目标的读诗的方式，有可能会损害到诗歌本身；甚至严重遮蔽人和诗的最根本的关系。

从起源上看，更为正确的态度是，我们阅读诗歌，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确定的意义，而是为了得到神秘的启示。获得启示，才是读诗之道。

成就生命的智慧，一直都是诗的神圣的责任。否则，你以为我们只是在风格的意义上为谈论诗的智性而追求智性的诗吗？

 必须更明确地，同时也必须更紧迫地，向自我展示，诗必须敢于涉及最神圣的责任。既成就生命之爱，也成就内心的洞察。

借用布莱克的话说，诗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存在与狂喜。顺着这条线索，加上对所谓的诗歌的晚年的极端的漠视，我深深意识到，杜甫和布莱克其实体现的是同一种诗歌精神。

汉诗的传统，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只有一个：不学诗无以言。纠缠其他的，都会流于细枝末节。

向诗的原创性致敬。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或者说，这背后并不需要多么深奥的理论奥援。比如，这一动作并不建立在我们非得就“什么是诗的原创性”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才能施行。这就是一种文化礼仪，出自我们对诗人的潜能的自信。就如同身处自然的美景之中，你不一定完全知道壮丽的景色的神圣含义，但你的身体已先于你的认知，用眼泪或屏住的呼吸，或许还用脊柱神经的隐秘的颤动，表达了你对风景本身的最深切的致意。

某种意义上，关于什么是诗，马拉美其实已给出了很好的提示：诗就是骰子。诗的能力，就是把生命掷向虚无的那种神秘的力量。

修辞是一种技巧。但假如认为，修辞仅只是一种技巧，这堪称是最大的错误。按流行的说法，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对修辞的贬低，似乎源于儒家的文化理念。和心灵相比，修辞似乎是第二位的。这其实是对儒家的人文智慧的曲解。

在通行的诗歌观念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伪善而愚蠢的立场表演：心灵高于诗的修辞。似乎通过贬低修辞，一些自卑的心灵替代品能暂时获得一点自我抚慰。但实际上，无需什么高深理论，我们通过敏感的生存体验也能辨识到，修辞其实是心灵的深度。没有强大的修辞，心灵其实经不起沉默的自我侵蚀。

诗是极少的艺术。它涉及真假，但不以真假为目的。它涉及多与少，大众与孤独，但也不以反对多数为目的。极少的艺术，其本质就在于它是存在本身的机遇。所以，对诗而言，语言的本质是机遇。对语言而言，诗的本质是机遇中的奇遇。

多么诡异。在当代文学场域里，人们谈论了那么多的诗和道德的关系，却几乎很少有人懂得：诗本身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我们这里，人们总是乡愿般地期盼——诗应该展示最高的道德面目，但其实，如果说诗有什么道德功用的话，那么出于诚实和警醒，诗能提供的只会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西蒙娜薇依说过，死亡是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的礼物。对诗而言，就赐予这个词的本意而言，“看不懂”其实是比死亡还要好的礼物。但是多么奇怪，这么好的礼物，诗的“看不懂”，在我们的文学文化中，却堕落成了最低级的东西。

最难写的诗，是从状态到状态的诗。诗，发源于天才的状态：这理解起来不算太难。难的诗，把零碎在意识和灵魂之间的东西，激活为一种艺术性的状态。百年新诗史，我们善于静物诗，政治诗，现实诗，存在诗；但写状态诗，也基本上是生手。

古典的观念，诗必须“思无邪”。如若胆敢犯禁，诗教文化会动用最记仇的伦理规范将它们绞杀在文学史的死牢之中。柏拉图的想法，在骨子里其实也是如此；不过是掺杂了一点政治智慧的博弈。但现代的观念，诗是有毒的。倘若诗完全“无毒”，不仅会陷入最可怕的自我欺骗，而且最要命的，它会腐蚀生命本身。有点毒的诗，恰恰是最有营养的，它会滋养生命的智慧。

和诗意有关的问题，其实也不妨试一下这样的回答方式：什么是诗意？通过想象力。诗意能干什么？通向想象力。

真正的诗歌批评要成就的是，一种渗透着伟大的同情的洞察。

诗和批评的区别，其实很可能并不如人们散布的那么大：写诗是一种寻找；写批评同样是一种寻找。运气好的话，或者理想的话，诗因为寻找而开辟出一片新的领域，批评则在这领域里重新建立了另一种寻找。所以，从寻找的角度看，在伟大的写作中，写诗和写批评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吸引两者的，几乎是同一种东西。

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两次拯救：第一次，把诗从保守的传统中拯救出来。第二次，把诗从粗鄙的文化中拯救出来。这两次拯救都涉及诗和政治的现代性关联。

对诗而言，原创性很重要。但这种重要性如何实施，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原创性，可以是一种意识，这样最好。它也可以是一种观念，但把握它需要很高的悟性。最危险的做法，是把原创性作为一个判别的尺度，那基本上是用苏格拉底意义的无知折磨诗歌。

在这个话题上，我自己也常常陷入困惑。当我困惑时，我就求助这样的例子：杜甫和叶芝的关系，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力把杜甫读成叶芝。

在诗歌写作中，真正的难度在于，没有难度的诗并不存在。

诗和纯粹的关系，是一种情人关系。诗和不纯的关系，是一种婚姻关系。在我们这里，流行的诗歌批评总试图把自己打扮成通天的裁判，总想着在诗和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裁断出一个大是大非。其实，无论是诗和纯粹的关系，还是诗和不纯的关系，在本质上都不涉及对错。没有诗的纯粹做映照，诗的不纯绝对会变得粗鄙不堪。

诗写得好不好，纯粹或不纯粹，都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对诗人而言，偏向任何一边，都意味着诗对运气的依赖又加深了一层。

这么说吧，诗的纯粹，归根到底，看的是一个人敢不敢用他的诗歌天赋做下注。

诗和思想的关系里历来有两个错觉：存在着有思想的诗，和没有思想的诗。和诗有关的真正的思想是，有思想的诗，是一种残酷的假象。相比之下，没有思想的诗，反而只是一种蒙昧的假象。真正的诗和真正的思想从不会误解彼此。在诗面前，深刻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可怕的错误。

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诗和思想也许是因果论的一种畸恋。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因为诗，思想很深邃。因为思想，诗很伟大。但无论如何，它们不是彼此的目标。

某种意义上，诗要承担的道德只有一个：重新开始研究生活。没有研究过生活的诗人，最终要露出语言的破绽。也不妨说，留给我们这代诗人的最后机遇，就是更加自觉地开始研究生活。

个人的决断，是现代诗的书写行动中出现的一个主题。它大抵也是现代诗和个人的关系中最具有魔力的一个方面。一个人的写作如果无法逼近个人的决断，那么基本可以断定，他还没写到位。就语言和生命的关系而言，也不说，诗只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题：诗如何决断。

诗的意义依赖于诗的场域，并且在那个场域里，就原型身份而言，我们只是旁观者。而这样的位置，或者说地位，其实以足够高抬我们了。诗的意义，是我们和诗之间的一种奇遇。当我们想认真对待诗的意义时，永远都不要忘记，诗的意义首先包含着它自身对我们理解诗的意义的方式的一种极度的恐惧。

其实，最为迫切的，不是我们能在何种程度最大限度地接近什么是诗？而是我们能开辟出怎样的个人和诗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对生命的秘密而言，最重要的成就，永远都是一个人和诗之间的关系曾深入到怎样的境地。

有关诗的形式的议论，往往无助于形成有益的形式观。因为它们多半都迟钝于形式和颜色的关系。诗的形式，是有颜色的。缺乏颜色，形式就会滑入声音的囚笼。形式是否有力，往往和词语的感光度有关。诗人的眼力并不能取代词语的眼力，两者只能重合在特殊的题材之中，并以闪电为作料。

一个可能的起点：在新诗的百年实践中，诗和思想的关联从来都没有被积极地思考过。或者更坦白地说，诗和思想的关联从来都没有被政治地思考过。

对诗而言，最接近真实的情形只能是：除了诗意，我们没有别的真实。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我们害怕承认这一点。

在外行眼里，诗的完美是一种令人嫉妒的技艺。但在诗的内部，诗的完美是一种深刻的耻辱。或者也不妨说，诗的完美其实是对生存的痛苦的一种极端的体验。

在大诗人那里，语言大于时间。在小诗人那里，语言小于时间。但诡异的却是，大于时间的诗，从未真正赢过小于时间的诗。

小诗人往往止于诗是诗的世界。大诗人则从不诗是诗的世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诗的意义多半不是由诗的文学性来决定的。

能对一个诗人的想象力构成真正考验的，是诗和世界的关系。相比之下，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诗人和世界的关系，都不过是一种幻念。呈现诗和世界的关系，或者更深刻地揭示诗和世界的关系，意味着诗人的工作在本质上必然是一种生命的行动。

与其说我们受益于诗，勿宁说我们受益于诗的存在。就诗的批评而言，真正的洞察是对诗的存在的洞察。

一个人能被语言吸引，是他在生命情境中遭遇到的最大的幸运。但是，真正令我们心惊的是，唯有诗能让这吸引变得伟大。

诗的伟大，并非如某些人想当然的那样，指向一种压抑自我的对外部事物的盲目的认知；诗的伟大在本质上展现的是一种异常的语言能力，即我们可以在语言中恢复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能力——折服。也不妨说，唯有诗激发了隐含在我们身体中的这种最深奥的认知能力。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