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澎湃新闻的一则报道震惊了诗歌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安徽省诗歌学会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歌月刊》杂志社主编、国家一级作家王明韵，2017年1月7日在合肥因涉嫌强奸一名女士被当地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这则消息在诗人圈中迅速传播，诗人们除了表达诧异、震惊、疑惑之外，似乎形成了短暂的失语。我能理解这种失语背后显露的某种紧张和担忧——尽管只是涉嫌，但已经足为在大众面前本就脆弱的当代诗人形象带来又一次沉重的伤害。

实际上，大众对当代诗人和诗歌的种种负面印象，除了最为重要的历史因素以及当代诗歌与大众的审美分途之外，也与王明韵这种“诗歌活动家”的存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所谓诗歌活动家，是指善于经营和推销之道，通过组织、参与各种诗歌活动等诗歌本文之外的方式，构建小圈子，攫取和抢占诗歌资源和权力。是的，尽管诗人的形象几近破产，我仍然不愿将“王明韵们”视为诗人——无关这场有待判决的案件。

“受难者”的形象

但还是得先说说王明韵的诗歌写作，他的诗歌最主要的关键词是“耳朵”。这与他小时候一次失败的手术经历有关。

1961年11月，王明韵出生在安徽省濉溪县的一个小乡村。他九岁时得了中耳炎，不停打针、吃药，甚至动刀子，但都无济于事。坚持了几年，家人联系了一位五官科专家，决定给他做一次彻底根除的手术。但是手术没能成功，他从此患上了耳鸣症。

王明韵用“如天罗地网”来描述他的耳鸣症，称其为全日制的痛苦。可以想见，耳朵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充斥着尖锐、呼啸的噪音，日子一定不好过。

王明韵此后所有的写作几乎都由耳鸣症生发，甚至成为他最重要的写作资源。这没什么问题。任何人的写作都要依赖于个人经验，但优秀的写作者不会满足停留于此。

我们有理由敬佩那些在逆境和苦难中迸发出超强能量的人，但对于写作者，衡量他们作品的价值时，仍然应该从作品本身的水准出发，而不必因为个人遭遇的苦难给予同情分。

事实上，读者在了解了作者的苦难经历后，是很难抛开情感因素给予作品客观的评价的，比如很多人对于史铁生和海伦·凯勒的作品，不免在原有的分数上再高抬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事。但作为写作者，如果以苦难为资源，将其包装、兜售，那不免要等而下之很多了。

很难说王明韵是在贩卖困难，但他的作品过于囿于自己的耳疾，而且并未能给予这样的经验在诗学上更为深邃和开阔的考察，却是显而易见的。所谓进得去、出不来。

在《致耳鸣》中，他写道：“我在你在/我在哪里你在哪里/ ……他人以桑养蚕/我以命养蝉/多么幸运的人生/病着/且无药可治/且把自己/打扮得不像病人/亲爱的/亲爱的耳鸣/我能把你成为之为/亲爱的吗”

泛滥的抒情妨碍了诗歌把人引往思考的维度，而仅能停留在情感共振，并且这种情感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已经无比经典化了的“热爱生活”，甚至连这一点都未能充分开垦。

王明韵的“以命养蝉”式书写，从一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看不到对诗学观念、写作理路的拓展。在2016年1月写的《病耳朵》中，他还是在说“夜夜叫着，一生的陪伴/一生啊—这命中之命/这上帝的神曲/病耳朵，让我听见/爱的声音，也听见了/刺耳的声音”，还在说“我要奖励你/用微笑做奖品”。

如果说变化，可能也是从“苦难表达”，转而自觉、有意识地塑造一种“受难者”的形象。

2014年王明韵出版了一本自传式的散文集《我的妥协之旅》。在书里，他围绕着他的苦难（除了耳鸣，他在更小时还有一次差点夭折的患病）和与之妥协并豁达的心路历程，描述成接近圣徒受难的过程。

他说他种种疾病和苦难是想置其于死地的死神盯着他。而在耳鸣开始后，他开始每天读《圣经》，“每一次诵读到《诗篇卷二》时，我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他也常读禅宗的诗歌。

他还曾独自一人登上九华山，为的是以行走的方式寻求解脱。他这样描述：“那天暴雨如注，电闪雷鸣，我逢寺烧香，见佛磕头。我不一切地冒雨拾级而上，在风声、雨声、雷声、林涛的沙沙声里，困兽一样的‘啊啊’地号叫着……”在整本书里，这样戏剧化的场景、画面，并不少见。

他也说，这些方式并没有让他解脱，在一切无效后他开始自我摧残，陷入自我毁灭的境地。最后他的“救赎”途径——对，他称之为救赎——是靠自己想通了。

他为自己曾经捉麻雀而忏悔，决定补偿它们：我将在写作时，尽量降低笔尖与纸张的声音，我将默诵一首诗，我将为朴素的麻雀写下祈祷词……

圈子、刊物和权力

资料显示，王明韵1992年从中央党校管理系毕业，曾在一大型企业任团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2004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给一朵云》《放飞的鸽群》《最后的道路》《虚构的手势》《原罪》等，散文集《为生命流泪》，报告文学集《走进自己的风景》，以及2014年的《我的妥协之旅》。

至迟于2008年起，他开始担任《诗歌月刊》主编。2013年12月当选安徽省作协副主席，2016年4月当选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2010年和2012年，王明韵曾两度获得“中国少年儿童慈善奖”。2015年，王明韵曾任第一届“安徽诗歌奖”评委。该奖由《诗歌月刊》杂志社、安徽省诗歌学会联合主办。

平心而论，王明韵的诗歌不算太差，只是写到他那种水准的诗人太多了。当然，比他差的更多。

中国当代诗歌，在写作深度、在技艺和思想的探索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准。但这是以最好的那一批诗人来看的，实际上，当代诗歌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这正是当代诗歌饱受诟病一个原因。不过，也得明白，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准，都是以所能到达的最高值为标准的，毕竟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不常有，但低劣的作品和低劣的作家却是每个时代都有的。

但是，如果王明韵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出类拔萃，他又是如何能够摘得那么多协会、学会的头衔的呢？

从他的诗歌和文集里，可以看到，王明韵乐于交游，而在中国当今诗歌的大坛子里，混圈子是出人头地、扬名天下的不二法门。混圈子不一定能冒出来，但是不混却几乎不可能快速引起关注，在地方性诗歌群体里更是如此。

王明韵显然深谙此道，他不断参加各种诗会、活动，每有成绩则不惮渲染、宣传。再加上他特殊的个人经历，由此产生的“苦难与坚韧”并峙的诗歌，以及不断完善的“受难者”形象，成为一方“诸侯”也不过是题中之义。

不仅如此，最为关键的是，王明韵在《诗歌月刊》获得的成功。

《诗歌月刊》的前身是《诗歌报》。《诗歌报》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初，首任主编严阵，后由蒋维扬、乔延凤先后担任主编，其“大诗歌”的概念，“先锋性、青年性、探索性”的办刊宗旨，赢得了众多诗人的喜爱。1985年9月21日至1987年3月6日，《诗歌报》四次推出“崛起的诗群”，介绍了一大批青年诗人。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中国诗坛1986年诗群体大观”，在诗坛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份拥有良好口碑的诗歌刊物的地域属性正是安徽。王明韵在进入《诗歌月刊》后，立足安徽诗坛，保持先锋与青年两大核心宗旨，为他之后的发展铺好了路。

当代诗歌的传播和诗人的出场方式，除了在大致2000年后的六七年里，有过以网络诗歌论坛为主的情况之外，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是以刊物为中心。而即便是在网络论坛时代，或者现在的微博朋友圈时代，诗歌刊物仍然在诗人心目中具有正统地位和相当重的分量。

所以说，掌握一份有质量的诗歌刊物，则在诗坛掌握了相当大的话语、资源和权力。而安徽又是诗歌大省，其诗人的数量之大、优秀诗人之多在全国各省中都是翘楚，其各种诗歌协会团体的高层自然也被高看一眼，由地方而进全国不过指日之事。

但是，圈子、话语等外在因素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有，而且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但在当今中国诗坛，它们过于强大，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如此诗歌生态无疑对于中国当代诗歌走向更高更远是不利的。

王明韵在采访中曾说，诗歌指向世道人心。诚哉斯言，如果掌握话语和资源的诗人们，能够在编选诗歌年选时、在诗会时、在评奖时，做到不以圈子江湖和哥们义气为先，那么当代诗歌受到的批评和争议，诗人受到的偏见和污名，是不是多少能少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