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电影与诗集

诗歌能够深入到中国最伟大的传统中去并与之进行互文性对话

Q：你毕业于天津大学工业工程专业，在大学期间着手创办同人文学刊物《创世纪》，是不是这些文学实践，使得你在大学毕业时放弃自己的所学专业而将主要的热情投入到与文学相关的活动当中去？

秦晓宇：因为我大学有过办报的经历，所以大学毕业后就没有从事工业工程专业，而是去了上海的一家广告公司。有那么几年，文学只是作为我相当业余的爱好。后来，应该是2000年初的时候，我回到了北京，一方面自己做事，另一方面很偶然地进入了一个当时叫做“北大新青年”的网站，这家网站相当于现在的豆瓣。当时许多新锐的文学青年、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作家都汇聚在那里，大家一起发表作品，品诗论文，虽然当时都没有什么名气，但大家的写作都充满热忱，极端具有实验精神。其实至今，在我的文学交往中，与我关系最长久的一批朋友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比如说2003年去梅里雪山支教的马骅，虽然后来不幸遇难，但曾几何时，他是《新青年》的专职工作人员；再比如在美国教书的诗人杨小滨，他的诗歌和评论都非常好；还有后来堕楼死亡的马雁。当时，我们常常一起品诗论文，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我后来的生活重心就越来越向写作倾斜。

Q：也就是说，在“北大新青年”网站期间，你结交了许多不同领域的文友，他们影响了你今后的文学生活，而事实上，文学的样态与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为什么你特别钟情于诗歌的创作与评论？

秦晓宇：的确，文学有各种形态。其实最初，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究竟将要从事何种文学创作，对我而言，各种文学形式我都愿意尝试一下。但也应该就是在“北大新青年”这个阶段，我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对诗歌的热情才被真正焕发出来。与其他文学样态相比较，在文学的极端性、文字的强大修辞能力等等方面，诗歌都给予我特别大的满足感。此外诗歌这种形式，更加能够深入到我们中国最伟大的传统中去并与之进行互文性对话。其实这一点也是我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总体判断，我认为，中国小说虽然很有成就，甚至影响力更大，更容易获得国内外的一些奖项，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诗歌方面的成就最高。近些年，涌现出的优秀的、杰出的诗人，完全可以和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卓越的诗人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他们体现出的语言创造力非常强大。因此，虽然我也从事方方面面的文艺评论工作，但主要还是以诗歌评论为主。

同时，由于我本人对诗歌的充分肯定，因此，我差不多算是一个关于诗歌的全产业链的写作者，比如诗歌创作，目前为止，我已经出过两本薄薄的诗集，一本是在台湾出版，还有一本是在大陆出版，叫《长调》。除了上面两本诗集，我还出版过一本算是独特的小书，叫做《70诗话》，因为“诗话”是中国诗歌评论的一种特殊体例，它是一种短小凝练、随谈漫性的文学批评体例，它不同于西方文论那样连篇累牍、长篇大论的方式，它往往呈现出一些轻松幽默的笔触。而之所以叫“70”，当然指我是“70后”一代，但更主要的意义在于，欧阳修写的中国第一本诗话叫《六一诗画》，我感觉“六一”、“70”之间有某种回应的意味。除此以外，我还写过一本专著，在台湾出版，比较大而完整地讨论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方方面面。这部书某种意义上算是我的心血之作，大概有40多万字，通过把当代中国诗歌分成抒情诗、叙事诗、组诗、长诗、新古典诗、实验诗等几种类型来分门别类地讨论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创作。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的生活重心全部转向了写作，以前跟朋友一起做的公司也逐渐不做了，因为要在两年之内完成这部专著，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兼顾，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特别是随着纪录片《我的诗篇》的陆续推出，我们也编著了同名诗集《我的诗篇——当代中文诗典》。可以说，从诗歌创作、诗话写作、诗论专著到诗歌选本，我几乎是全方位地参与一系列的诗歌活动。

Q：你是如何将对诗歌活动的全方位参与锁定在对一些特殊人群，也即打工诗人的关注的呢？

秦晓宇：其实我对工人诗歌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03、2004年，中国广东就出现了打工诗人、打工文学这样的文学现象，当时就非常感兴趣，但观察过后，发现只有极少数可圈可点。因此，虽然这种文学现象非常重要，但由于缺少给力的文本，也只能流于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十多年以后，随着中国网络逐渐普及，他们的写作逐渐成熟起来，开始拥有自己的文学风格。

后来，我也是在北京文艺网的“国际华文诗歌奖”评选活动中零距离地接触到这些隐在民间的各行各业的诗歌创作者，尤其是一些打工者。我觉得他们的写作非常成熟，他们能够驾驭组诗、长诗这样比较有难度的体例。但同时，我对他们的名字、作品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可能在当代诗歌考察领域之外，还有一片深海，就是还有一批人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创作着。其实他们当时已经很厉害了，有点像武侠小说中的“扫地僧”。恰巧我当时正在参加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所以就做了一个活动，让国际诗人和国内草根诗人通过网络平台对话交流，互相理解、品评对方的作品，我专门为这个活动写了一篇导言，后来发表在《读书》杂志，文章的标题是《共此诗歌时刻》，其中列举了一些工人诗人作品，也加上自己的一些评论。这篇文章被作家、出版人吴晓波无意中看到，他很受触动，邀请我出版一部《当代工人诗典》，希望用一本集大成的选本把当代重要的工人诗人和作品都搜罗进来。因为进行文学艺术的讨论非常需要一个精当的、全面的选本，不然真正的诗学研究就难以深入，我们只能对一些文学现象泛泛而谈，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有这样一个选本。但是这些工人诗人与成名的诗人不太一样，他们全部隐在中国的民间，所以搜寻筛选的工作非常繁琐，有时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在茫茫的网络世界当中去寻找那些写得优秀的诗人，非常劳心费力。后来，因为我跟吴晓波也谈过，这些工人的写作有赖于他们底层的打工人生经历，这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血肉有情的现实丰富性，所以他觉得，我们是否能够拍摄一些视频，和这本诗集呼应起来。

Q：在新媒体时代，媒文相生的方式可以大大助推传统文学的广泛传播，但是诗歌本来是一种由意象、意境等等或许掺杂着虚构成分在内的载体，而纪录电影更多地则应当遵守忠实现实的原则，你为什么要将这两种看似相对立的文学艺术风格进行融合呢？还是你有自己特殊的理解和用意？

秦晓宇：纪录电影，它首先在影像的质量上超越了电视专题片或者电视纪录片，它要求你用更加精良的设备来拍摄出符合大银幕上映的影像艺术作品，但同时，它又和我们常看的故事片不同，因为它最大的特点是“真实”，这种真实性其实在我们这样一个越来越虚幻的数字化时代十分难能可贵，我们很多人其实对这种真诚、真实有一种真正的渴望。所以在银幕上充斥着天花乱坠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的时候，这样的真实影片反而能带给人们一种清新的感觉。

另外，纪录电影的魅力在于，第一，它没有经由电影学院一般意义上的电影编剧所编出来的电影脚本，因为这样的脚本往往不是从现实中汲取能量，而是根据一些中外故事模式加以编造，这样的作品其实缺乏现实感，而我们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则是根植于中国当代的现实，根植于不断持续转型的、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的中国现实，就这一点而言，它比虚构的电影文学脚本要有力得多；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的电影学院在选择培养演员上，往往是出于对他们的外形是否俊朗或者漂亮这样一种考虑，但他们其实缺乏深透的人生历练。有时候有一些特殊的形象，他们很难演绎。而我们是要在生活中去选择极具感染力、极具个性的人物进行拍摄，所以他们不用演，只要拿出他们的本色就好。这是我觉得纪录电影和故事片的区别，可能也是纪录电影某种意义上的优势。

我们要创作电影的初衷是想通过一部影片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到工人的处境和命运。而纪录片，这种以真实性为原则的电影形态，当然是我们的第一选择。然而，纪录片的拍摄镜头往往只能拍摄到生活的外观，它不能把摄像机深入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去，但是诗歌是可以的。经由这些诗人自己所书写的诗篇，我们可以更深层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诗歌就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在我看来，通过诗歌和影像的结合，我们可以更全面也更真实而深刻地了解工人的命运。事实上，呈现工人的命运与处境，呈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创造，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这些影像相当于是在为广大的命运的同路人立言，在为底层的生存作证。

我以前并没有做过电影的拍摄工作。但是，在世界纪录片电影史上，优秀的纪录片几乎有一半以上都不是出自专业的电影人之手。这些纪录片往往都是它们的创作者对自己所拍摄的这个主题、这个人群感兴趣，不仅仅感兴趣，还有着深刻的了解，同时甚至还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情感，那么，他就会比别人看得更深、看得更多，所以，就这个选题来说，他就会做得更加到位。那么，我的优势就在于对诗歌本身、对工人诗歌的兴趣、了解和情感，特别是在编辑《当代工人诗典》之后，我自然会比别人对诗人、诗歌作品的选择更加到位一点。

Q：虽然这是你在电影领域的初次尝试，我们看到《我的诗篇》获得了国内外众多奖项，即便有着众多朋友的鼎力相助，但电影毕竟是昂贵的艺术，从策划、制片、到发行、放映，其间肯定出现过不少问题。

秦晓宇：的确，这部影片花了不少的钱，差不多有四五百万的样子。最初，我们也发起了“众筹”，虽然筹措的金额总数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因此获得了这部影片的广大支持者，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机构的支持。我们的放映方式也是通过“众筹”，就是在每一个地区，会有一个电影的众筹发起人，我们称之为“众筹天使”，他负责把这部影片带到他所在的城市，并召集其他朋友通过众筹的方式来进行观影。迄今已经有1000多位朋友来支持这件事情，我们也成功放映了800多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创举，它甚至可以改变当代电影的生态，就是让一些也许小众的、也许不是那么娱乐性、商业性的电影也能够在影院放映。随着《我的诗篇》被更多的人看到，一方面我们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知道这样的影片还是有它的受众群体，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群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做着推动时代潮水的事情。

Q：如今，你带着《我的诗篇》冲击奥斯卡，在你看来，《我的诗篇》走向世界意味着什么？

秦晓宇：当然，我们会按照奥斯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来参评2017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比如我们目前正在东西海岸洛杉矶和纽约进行为期一周、每天五场的排片放映，此外，我们也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南加州大学等等做一些学术展映和交流，同时，我们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

其实，冲击奥斯卡只是一个形式，胜固欣然败亦喜，能够有所斩获当然很好，即使没有，我们通过这样的行为，将中国工人的诗歌带到美国，以工人的视角来揭示和反思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意义可能更大。另一方面，从消费的角度看，也许一个小小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就可以把大洋彼岸的消费者跟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工人、中国生产者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实消费的那一端对中国工人的生活是茫然无知的，而现在，通过我们的影片正是了解这实情的一个机会。再有，真正的文化交流，真正具有意义的诗学对话，应该是彼此拿出自己所独有的、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有诗歌，但是美国没有农民工，因而就没有农民工诗歌创作，所以对中国而言，打工诗人诗歌这样一种文化艺术创作是值得拿出去跟对方进行对比、交流的，这对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具有莫大的意义。

Q：在有一次对吴晓波的采访中，我们也听到一些来自负面的发声，包括对《我的诗篇》的质疑，也包括对《我的诗篇》中那些工人诗人的质疑，当然，《我的诗篇》也的确没有改变多少工人、农民工的实际命运，这似乎有点令人伤感。你会怀疑自己这些努力的意义并将《我的诗篇》继续下去吗？

秦晓宇：首先，我期待着整个社会都能够同情工人的遭遇，但是这种同情，第一，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和双方都有尊严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照，这个特别重要；第二，中国工人在那么艰难的处境下默默进行着自己的文化创造和诗意表达，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而想想我们其他人，我们应该主动反思自己在生活中是不是已经遗忘了这种诗意和诗性。所以，在看了这部影片后，人们应该有一个复杂的感受：一方面，我们也许会同情他们的遭遇，另一方面，应当对他们这样的创造力，在艰难的处境下也仍然不放弃高贵的精神生活，就像“在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这样一种诗意创造力致敬。

其次，当一件事情的结果似乎注定，或者很难被改变的时候，那么，努力本身也失去了意义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其实，法国作家加缪早就举过西西弗斯的例子，他把它当作人生的隐喻，就是推巨石上山，巨石会不断地滚落回去，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其实正是人生的可贵之处，是一种不断地、永劫轮回式地推巨石上山的过程。何况，其实文艺作品更重要的意义不是在于直接推动社会议题的改变，而是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从《我的诗篇》开始启动到放映，它已经改变了许多人陈腐的观念，改变了许多人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意义同样是巨大的。此外，我们和其他更多的朋友也在尽己所能，具体地、实际地改变一些人的生活和命运，这些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它不能够把底层人的生活变成中产阶级人士的生活，但我相信它仍然是有用的、有效的，这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观念。

所以，《我的诗篇》当然会做下去，它和别的一些纪录片或者文学出版不同，它是一个综合的计划，它会一直推动下去，比如我们跟吴晓波频道一起合办了“工人诗歌年度工人诗人桂冠”奖项，奖金十万，每年评选一次。我们希望能够给予这些工人诗人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时，他们又是以一种高贵的、尊严的方式获得奖金而不是接受施舍和同情，我觉得这个更有意义。事实上，《我的诗篇》也在继续拍摄，因为它有一个三部曲的构想。这个三部曲构想非常重要，它让《我的诗篇》更加充分、更加深入，它不是一锤子买卖或者说是一次性项目，长远来看，它更应该成为一个文化公益的项目，它支持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另类和底层的群体，只要既是文学艺术的创造，同时又是为难以发声的群体来发声的，我们将来都会支持，当然，这是一个更长远的计划了，但是这也是我们想坚持做下去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