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未艾的“打工诗歌”

奋战在一线的劳动者们，会在诗词创作中抒发出怎样的心声？看到近期上海一部新兴产业工人诗词作品集《燃烧的激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喜讯后，让我对这个诗歌族群有了不一样的审美体验。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相较过去几年引发关注的草根文学、打工诗歌，《燃烧的激情》诗集除了细腻描摹打工者的吃苦耐劳，更加注重在作品里体现出一种主人翁精神与主体意识。

由此，也让我想到深圳打工诗人群体。来自外省的他们，与许多打工者一样，工作于工厂流水线，租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脸上总是挂着疲惫。他们身上被贴上另一个标签——打工诗人。因为心中仍存着不灭的诗歌梦想，他们执着地以诗行观照自我乃至同时代人的生存和命运。这些诗行或幸福，或痛苦，但无一例外，都是打工者感情和处境的最真实记载。他们中，有人希望最终能够回到故土，却发现渐渐老去和荒芜的故乡“所见的荒凉都是不真实的”；他们中，有人真诚地热爱深圳，感受到它的温暖，希望能在此安居乐业，却发现想要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极为艰难。在深圳，这样的打工诗人不下200人，沉潜下去的或许更多。

每一个打工诗人背后，都有许多的故事与无奈。但打工诗歌作为他们精神的拐杖，在前行的路上永远支撑着他们，照耀着他们。上世纪80年代伊始，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诗歌”因此历经30余年不衰，并逐渐扩散至长三角直至全国。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主流文坛的广泛关注。诚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所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也已经逐步形成打工者的艺术形象谱系，成为了这个变迁的时代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对于当代生活中的打工者形象，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是不容低估的。他们的身上，不仅凝聚着艰辛和血汗，凝聚着挣扎和悲苦，更凝聚着一代新人生长的历程和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曙光。”这样的诗歌，与其说是打工诗歌，更准确地说，应该叫劳动者诗歌，如此诗歌文本，实乃打工诗歌向劳动者诗歌审美蝶变的前期讯号。

打工诗歌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南方掀起波澜壮阔的打工潮，“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驱使3亿中国农民及小城镇青年背井离乡南下打工，“打工者”于是成为一个偌大醒目的身份符号。《新周刊》上的有篇文章题为《农民工，我们亏欠30年的兄弟！》，其中有段话说：“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致敬和表彰的群体、被忽略的中国骄子，是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就没有今天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的繁荣。生活在城市的我们，要感谢和帮助农民和农民工——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亏欠多年的兄弟。”我国13亿人口，9亿是农民，其中有2亿多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当前人数多、社会奉献大的劳动群体之一，也是合法权益容易受损害的弱势群体。

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文学”其实就是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打工诗歌”作为“打工文学”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已然在民间悄然生长、影响渐大，并开始引起主流文学界的关注。在“打工文学”谱系中，“打工诗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相对于当代诗歌和诗人的寂寞与尴尬，打工诗歌却呈现着一种格外的“生猛”。这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打工诗歌首先呈现着一种“底层书写”自由，传达底层打工者真正的不加伪饰的心声，一种原生态的人生场景，是真正意义的底层文学，是一泓涌动在城市边缘的文学新潮。

打工诗歌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书写，而是底层打工者本身的行为。打工诗歌最宝贵的价值不在它达到了怎样的审美高度，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在这个诗人和诗歌都渐渐走远的时代，劳动者诗歌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让萎靡的诗坛看见了一丝希望。我们发现，原来诗歌并不是没有希望、缺乏力量而只能孤芳自赏的，它可以这样地有力量，可以这样地亲切，可以这样地像山野之花一样充满勃勃的生机。可以肯定的是，在劳动者诗歌中，相当大部分是描写打工者自己的打工生活，既有流水线的枯燥，也有打工生活的残酷，还包括对家乡的思念。

论及打工诗人及作品，《2009年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可谓荦荦大者：其中，郑小琼的《从生活》《在桥沥》《面孔》《在电子厂》；柳冬妩的《我们这些根》《水往低处流》《鸟往高处飞》《我用双脚承载着自己这个包袱》；黑马的《乡愁》《洗墙工》《吹走的车票》《脚手架》；李明亮:《在异乡死去的人》《赶夜路的乞丐》《秋天》《自行车》；张守刚的《那么多废弃的土房子》《矮下去的故乡》《草开始枯了》《被记忆冲淡的故乡》；任明友的《收拾回家的行李》《回乡》；李笙歌的《农民工》《梅林，梅林……》《乡村影像》；程鹏的《活着》《电》《装修工》《蹲》；邓诗鸿的《我们卑微的灵魂》《阳光下的建筑工地》；谢湘南的《葬在深圳的姑娘》《地盘》；凹汉的《他们都还在工棚》《关于地址》《在某金属制品厂招工牌前》《从工地上掉下来的一个人》；孙庆丰的《水泥钉》《水泥地》《写诗，与文化无关》；曾文广的《清明节的某个夜晚》《给一个在佛山打工的朋友》《劈柴》；陈再见的《工友王建国》；李晃的《浪子的悲歌》《雪落湘西》《广庄的月光》；刘付云的《失业》；马晓鸣的《一根铁钉卡着我》；马忠的《爬吊塔的民工》等，堪称代表作。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打工诗歌创作现状

打工诗歌的影响力超过现在的任何一个诗歌流派，它的人数在全国有几千人。现在没有哪一个诗歌流派人数有如此众多。普罗大众及其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打工诗歌以及打工文学定会载入当代文学史册。打工诗歌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生动和最真实的组成部分。打工诗歌作者主要分布在广东，东莞、深圳最多。可以说，东莞是打工诗歌的发源地及大本营。东莞现在写作打工诗歌的作者有200至300人。当然深圳也有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宝安。打工诗歌作者除广东外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北京、海南、重庆、成都等。有打工者的地方，就有打工诗歌的存在。打工诗歌，是石缝中生命力顽强、抗挤压能力最强的生物。它是改革开放时代产生的一种文学样式，传达打工者的真实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对于记载真实的历史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打工诗歌作者生存状态普遍不太好。他们大多数在工厂，长期加班加点，鲜有休息日，有的加班费还得不到及时足量支付。2008年《打工诗人》报11位编委，有5位处在长时间失业状态，有的打工诗人甚至连去外地参加诗人活动的路费也无力支付，足见打工诗歌群体的生存现状是多么的尴尬、艰难。打工诗人是2亿打工群体中的一分子，他们一直在打工，他们首先得为一日三餐搏命。从2005年起，打工文学在当代文坛异军突起，出现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和代表性人物。比如2007年和2008年，分别有两位打工诗人获得了人民文学奖。目前全国在业余从事打工文学写作的作者大约有2万至3万人。中国打工文学馆主要收藏全国打工文学作家诗人的书籍、手稿、书信、暂住证、在企业上班的工号等一切相关原始资料、扫描件、复印件，以保存中国打工文学最重要的一切相关资料，也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的一部分加以归档保存。《打工诗人》报现在在全国打工群体中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品牌，受到众多打工诗歌作者的推崇与喜爱。他们都以能在上面发表作品为荣。现在，在中国诗歌界，一提到《打工诗人》报，可以说无人不晓。给中国诗坛的印象是，这份报纸非常成功。这是值得高兴和欣慰的一件事。

打工诗歌的思想蕴涵

纵观珠三角及深圳的打工诗歌，表现的大部分是生活坎坷、思乡痛苦、打工无奈、人情冷漠，衍射的几乎都是底层打工者恶劣的生存环境，压抑的情感历程。憎恶、呐喊、哭诉等消极悲观情绪、“影响的焦虑”充斥着各种诗歌文本。这些诗歌文本影响着挣扎在流水线上的千千万万外来工，形成“打工即痛苦，痛苦即打工”的思维定势。

都说打工诗歌是灰色的，因为它们赤裸裸地反映打工者的真实生活。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至少是不全面的评价。打工诗人的代表郑小琼说：“可能因为我是打工妹，大家注意的都是我以打工生活为主题的诗歌，其实，我还有很多其他题材的诗歌，比如爱情。描写打工生活的，只是我诗歌的很小一部分。”现在，我们总感叹“诗歌不景气”，说诗歌对于这个世界很无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一种偏见。诗歌活着，活得好好的。诗歌的写作建立在对生活的强烈感受之上，如果我们用一双很“老到”很“世故”的眼睛来看世界，很可能就发现不了生活中的诗意。诗歌的本质是思想和热情，其实也可以叫做世界观。套用罗丹的说法，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少诗意，而是缺乏发现诗意的眼睛。

生活中诗意无处不在，就看你是否能发现它。写诗乃一种“个人爱好”，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诗歌没有过时，也不可能过时。5.12汶川大地震，一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感动了13亿中国人，感动了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华裔，更感动了全世界所有心灵没有冻僵的人。只是，寻常年代很少有好的诗歌出现，诗人以及诗歌不断被爆出各种负面新闻，成为“小丑”一般被大众观赏消费的对象，这对整个诗坛的影响都不是很好，在网络上，对诗歌的讽刺非常多，公众对诗歌的偏见太大。

整体上看，打工诗歌朴素、真实、不虚伪，完全不同于统治诗歌这么多年的学院派诗歌。打工诗歌所以具有生命力，不是因为它的特殊身份，而是因为诗歌本身的独特质地。打工诗歌完全不同于学院派或主流文学的诗人诗作，它们真实、真切、真诚，这才是诗歌的本质机理。在我看，优秀的打工诗歌，张力、表现力都很好，诗歌角度颇准，通俗、粗粝，很有力量，非常可读，内部充满着人性的尊严与壮美。现在，很多诗人远离生活现场，根本写不出这样的诗歌来，他们只能用华丽的词藻来掩饰内容的苍白。深圳的打工诗歌真正从底层的意义上关注打工阶层的生存状态，打工诗歌出现，是在为诗歌正名。打工诗歌的在民间乃至主流文学刊物的行走，证明主流学院派诗人脱离生活、无病呻吟的诗歌是失败的。

优秀的打工诗歌和一般意义上的打工文学是有本质区别的。上世纪末看似兴起的打工文学其实是打工者生活的浅层次汇报，例如某个打工者如何成功，如何努力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是粉饰打工者辛苦生活的当代神话。但是打工诗歌是从精神层面来关注打工者，它们揭示了打工生活的残酷。打工诗歌不同程度地为我们呈现了打工者精神生活的状况，和现实生活的种种。全新的生活经验，打工生活的酸甜苦辣，被压抑的欲望和梦想。杨雄《法言问神》篇中讲到，“言，心声也”。打工诗歌虽然不是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学的颂歌与雅歌，但是，他们是一群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用诗歌真实地表达他们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以及来自内心深处的苦难和梦想。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诗人而写作，而是生存体验迫使他们要表达自我。

打工诗人的使命担当

拥有打工和写作双重身份的打工诗人，有理由记录下他们自己的心路历程，让同时代和后来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这个身处社会边缘的底层群体——这些泪水多于欢笑的文字，恰如一个时代馈赠给我们的裂变和阵痛，它们像珍珠一样放射出人性的光芒，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钙片。打工诗人的底层意识已经具备新人文精神的因素，这个写作群体从“身份焦虑与主体觉醒”“对道德缺失的拷问与法律关系的思索”“对城市认同的追问及对融入城市的思考”三个方面阐发“新人文精神素质”。打工诗人的创作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现实痛苦经验的直接联系。打工诗歌的出现和打工诗人群体的形成是对技术主义的反拨和颠覆。其写作重心落在诗歌内容和情绪的传达上，是真正的民间因素呈现。

当然，反对技术主义并非不要写作技术。在我看来，打工生活通常成为打工诗歌无法回避的表现资源，但打工诗歌在运用意象这个问题上还不老练，许多作者仅仅把打工生活当成一个表层性文化符号，把民工当作一个表意词，一个商标式的意象，硬填进他们的诗歌里，以肤浅、造作的语言套路来写诗，以展现自己的不平和愤懑、反抗和焦虑。有志提升的打工诗人应该向优秀者学习，让眼光和胸怀更开阔，而不是将审美视野局限在个人的痛苦和情感宣泄中。打工诗人们应该鼓起勇气，在宣泄苦难的同时，升华出对于苦难中追求人生价值，实现理想的终极意义的思考。

打工诗歌应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文化价值观念与审美创造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保持打工诗歌本身的原生态、自然性、口语化、大众化，让这个诗歌流派的成员都能喜欢它、理解它、接受它并提升它。诗人首先应该是思想家，包括打工诗人。他们追求艺术的灵魂，也承担社会的责任；他们思考自身的生存，也背负父老乡亲的希望；他们为路上的不平呐喊，也为城市的成长出力；他们敢恨敢爱，也敢想敢做；他们为老板和面包打工，同时为尊严和自由奋争；他们渴望生存的权利，更企盼文化的权利。“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没有人类思想的光辉，外界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新原人》第一章便说，人的特点是有觉解。因为人有觉解，所以人是“天地之心”。对于诗人，思想就是灵魂。思想缺席，剩下的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辞藻和技巧。

打工诗人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用诗歌努力树立起人的尊严的标杆，高扬起理想的大旗，以诗歌的名义抒发自己的人生梦想。周星驰在《喜剧之王》说过一句话，做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没什么分别。鲁迅更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打工诗歌作为中国当代文艺中最为活跃、生命力最强的一部分，理应如此。

周思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福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专著《解构与重构》《全球化视野与新都市语境——深圳文学30年论稿》《意义的重建》等三部。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刊发文艺评论6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