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一向称为诗史。我们现在也常沿用这个名称标志杜诗的特点，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但是这个名称应如何理解，它包涵一些什么内容，被称为诗史的杜诗和杜甫以前的诗以及唐代的诗的关系是怎样，还是不够明确的。我想对于这些问题略加论述，并提出一点有关文学吏的粗浅的意见。

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荣的《本事诗》。《本事诗·高逸第三》在叙述李白的一段中，附带着提到杜甫，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称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集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普遍地用诗史标志杜诗的特点，始于宋代。五代时写成的《旧唐书》杜甫本传没有提到诗史；《新唐书》则说．杜诗“世号诗史”。宋代诗文以及诗话中，凡是有关杜甫的，诗史二字常常可以遇到。有的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有的说，“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

像“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像“读之可以知其世”、像“纪当时事，皆有据依”，的确是杜诗的特点，也是杜甫成为我国一个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杜甫在这方面给中国的诗歌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的领域，致使明代的唐诗研究者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卷二十六）。以时事入诗，杜甫发挥了极大的独创性，道前人所未道，这是杜甫对于中国诗歌的丰功伟绩，但是说自他起始，却不符合我国诗歌传统的实际。清代洪亮吉有过这样一段话：

……凡做一事，古人皆务实，今人皆务名。即如绘画家，唐以前无不绘故事，所以著劝惩而昭美恶，意至善也。自董、巨、荆、关出而始以山水为工矣。降至倪、黄，而并以笔墨超脱，摆脱畦径为工矣。求其能绘故事者，十不得三四也；而人又皆鄙之，以为不能与工山水者并论。岂非久久而离其宗乎？即诗何独不然。魏晋以前，除友朋赠答山水眺游外，亦皆喜咏事实，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以迄诸葛亮《梁父吟》、曹植《三良》诗等是矣。至唐以后，而始为偶成漫兴之诗，连篇接牍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此与绘事家之工山水者何异？纵极天下之工，能借之以垂劝戒否耶？是则观于诗画两门，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 

                                      ——《北江诗话》卷四 

这段话的结论有些偏激，可是论者从绘画与诗歌的发展中指出古人多描绘或歌咏事实，并互相作了比较，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一向有一个因袭的看法，由于我国汉民族在古代没有产生过像印度和古希腊那样长篇的英雄神话史诗，便说中国的诗歌长于抒情，短于叙事。诚然，中国的抒情诗在世界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较完整的叙事诗发展也较晚，《诗经》只有个别的篇章是叙事的，《楚辞》里有丰富的神话传说，主要还是抒情的，但是从汉乐府诗到蔡琰的《悲愤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诗》等却是有不少叙事的杰作。并且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我国古代的诗歌，纵使是抒情诗也是和社会生活与时代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其中还间或掺杂着叙事，不像古希腊的叙事诗和抒情诗那样，判然是两个领域。至于鸟兽草木等自然景象，在我们古代的诗歌里主要是起比兴作用，并不成为歌咏的对象。《诗经》、《楚辞》中绝大部分的作品就是这样。像春秋时代献诗言志和赋诗言志的风气，季札使鲁观乐而知国政的记载，都可以说明《诗经》里大量的诗篇在当时所起的政治作用。所以孔丘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把《诗经》的作用给了一个明确的概括。后来孟轲读诗，也是要“知其人”、“论其世”（《孟子·万章》下）。“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遂成为后代许多文学鉴赏者和文学批评者的准绳，这个准绳的建立是和《诗经》的特点分不开的。所谓古人“喜咏事实”，要从广义的意义来理解，大量联系现实起“兴观群怨”作用的抒情诗也应包括在内，前面洪亮吉所举的例子，还未免有些狭窄。这个诗歌密切联系现实的传统，直到建安时代，始终没有间断过。到了南北朝，才先后产生了一度风行一时的玄理诗和对于后世发生巨大影响的山水诗。

玄理诗，尤其是山水诗的产生标志着封建社会里士族文化的“成熟”（成熟再进一步便接近腐烂），它们的作者具有更多的文化修养和时间的余裕，把仿佛是深奥而实际是空虚的玄理和能使人超脱“尘俗”的自然景物作为他们吟咏的对象。从内容来看，这也是一片新的诗的国土，在艺术技巧上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些诗的作者大都忽视现实，游心物外，引导着诗歌脱离联系实际生活的优良传统。若是拿“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的准绳来要求，他们的作品就很难起这样的作用了。关于他们的功过，有待于文学史家进一步地分析研究。齐梁以后，除却少数的例外，诗风更为淫靡，“嘲风雪，弄花草”（白居易《与元九书》），忽视现实，追求形式，它的影响所及，到了唐代初期，也没有衰谢。所以盛唐时期诗歌的革新者如陈子昂、元结等都把这种诗风作为他们斗争的目标，为恢复和发扬中国诗歌从《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努力。后来齐梁淫靡的诗风得到克服，可是南朝以来的山水诗却在唐代许多诗人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回顾诗歌的历史，追溯《诗经》的传统，若是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把目光局限在从晋宋到唐初的三百年内，这时期的诗歌除却陶潜、鲍照、庾信以及后来的陈子昂等人优秀的作品外，自然代替社会，形式胜过内容，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而杜甫以其满腔热诚，大量地歌咏时事，从这方面看来，说是自他开始，也未为不可。

杜甫生在唐代封建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开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秩序的混乱相比，俨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国家的危机和人民的痛苦通过种种难以想像的、耸人听闻的事实呈现在他的面前。他面对许多残酷的事实，既不遑惑，也不逃避，而给以严肃的正视。他既有热情的关怀，也能作冷静的观察，洞悉时代的症结和问题的核心的所在。例如统治阶级对人民无止境的剥削、户口的流亡和农业生产的衰落、中央势力的衰微和地方藩镇的跋扈，以及如何分别对待性质不同的战争，这些在那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大大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诗人。所以我们说，杜甫是中国诗歌优良传统伟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干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

诗史不同于历史，不能理解为用诗体写成的历史。一部好的历史同样需要作者能够认识时代的症结和重大问题的核心，同样可以写得很生动。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则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多种多样的风格和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方法处处体现出作者本人的形象，很少只是客观的描述。浦起龙说得好，“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诚然，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这正是杜甫的诗史与一般历史不同的地方，正如胡宗愈所说的，里边包涵着诗人的“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

如前所述，抒情和时事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是我国诗歌从开始以来一直到建安时代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发扬光大，杜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里都交错着这些丰富的内容，心情起伏不定，语言纵横驰骋，说明作者在这变化多端的时代面对着社会和自然的种种现象都锐敏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二者在艺术上得到高度的融合。《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虽然篇幅较短，也是同样具有这种特点。又如以第三者的身份写的《前出塞》和《后出塞》两组组诗，作者用精练有力的诗句曲折反复地表达出从军西北和东北的战士的心情变化，实际上也是诗人自己对于战争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有歌颂，也有谴责。诗中对于从军的苦乐、军旅的生活、战场上的壮烈场面，以及胜利而不屠功的情操，进行了歌颂；对于皇帝的穷兵黩武、主将的骄横奢侈，则给以谴责。这两组诗都描绘了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而且能夺取胜利；但是由于统治者利用士兵的勇敢进行不义的战争，使他们的战绩失却积极的意义。《后出塞》的五首写一个战士，在离别乡里时，是“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在军营里看到的是“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是“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而所得的结果却只造成“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而自己在从军二十年之后，只得“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前三首雄壮的歌颂和后二首悲愤的谴责形成尖锐的对照。至于《前出塞》九首，则几乎每首都交错着从军的快乐和痛苦、歌颂和谴责。这里概括了在所谓盛唐时期皇帝好武、边将骄横的情况下无数英勇的士兵所遭逢的命运。唐代有许多关于战争的诗，或只是歌颂，或只是谴责和怨诉，像杜甫把战士的心情和命运写得这样真切感人，还是很少见的。自从天宝晚期以后，杜甫十几年内写了大量的时事诗和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等），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和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第一首、在云安写的《三绝句》等），或是比喻和寓意（如《凤凰台》、《病橘》、《枯棕》、《客从》等），或是对于穷苦的人民的关怀和同情（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等），也都是个人的情感和实事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等），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等），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等），更是像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杜甫个人不幸的遭遇与种种感触和国家的危机与人民的痛苦永远是胶漆般地密切结合，难以分割，这就使他大部分的诗篇充溢着个人的和时代的血泪，产生巨大的感人力量。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反映社会现实，指责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同情人民疾苦，多是优秀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起着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大抵只限于客观的叙述，使人感到其中缺乏杜诗里那种深刻而炽烈的思想感情。这是现实主义的白居易和不能以现实主义来局限的杜甫的不同之点。杜甫的时事诗和政治诗大都含有强烈的抒情成分。

杜甫诗集里并不都是时事诗和政治诗，还有占有很大比重的写景兼抒情的诗。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名篇和名句，无论是山河、草木、虫鱼，他都能根据地点和时序的不同，观察它们在此地此时的形态，予以刻画，无一雷同。这些描绘自然的诗，也同样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且经常联系着时事。这些诗篇，是和南北朝以来一般的山水诗迥然不同的。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做过许多精透的阐述。我们却认为，杜诗里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中说：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 

这里所说的“意”，对于杜甫来说，就是诗人深厚的思想感情，对于生活的执著和对于国家与人民的热爱。这种执著和热爱，作者在写诗时，无论歌咏的对象是什么，都迫切地要求表达出来。不像一些留连风景的诗人，掇拾描绘自然的诗句，而缺乏热情和中心思想，像是人们评论谢灵运的诗那样，常常是“有句无篇”。杜甫诗里的自然，都是他亲身所历、亲目所睹，同时又往往和他的思想感情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混为一体。杜甫困居沦陷的长安，是他生活里最痛苦的一段，这时他写出五言律诗《春望》，在这简短的四十个字里，时代的巨变、长安的春天、个人的处境都紧密交融，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每五个字都包括了这三个方面：“感”和“恨”是个人，“时”和“别”是人世，“花”和“鸟”是自然，“溅泪”和“惊心”则是这三方面共同的情况。杜甫入蜀时写的《剑门》，一开始就这样写：“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这四句诗形容了剑门的地理形势，也指出它的政治意义，同时第三、第四两句还表达出诗人身去西蜀、心向长安的情怀。写法与之相反的，夔州时期的《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则以这样的名句开端：“江城含变态，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这诗句是多么深刻而又清新，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变幻多端而又万古长新的自然。在这境界里好像是可以忘怀一切了，但紧接着是感到“英雄余事业”，自己却“衰迈久风尘”，目前的实际是“兵戈犹拥蜀，赋敛强输秦”，想到这里，就用“不是烦形胜，深愁畏损神”结束了这首诗。开端的四句和最后的两句相比，这中问含蓄着诗人无限的郁结的心情。

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自然的景象不同，有的是苍凉阴郁，有的是幽静或壮丽，因此它们和个人的心境与时代的气氛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不一致的。如《秦州杂诗》里的“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独长望，衰飒正摧颜。”这里边塞的风光和边疆的紧张以及个人的处境是一致的。又如《倦夜》和《登岳阳楼》二诗，一首是幽静，一首是壮丽。幽静的倦夜是“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壮丽的岳阳楼上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在这两种不同的境界里，诗人所感到的都同样是个人不幸的遭遇和时代的灾难。前一首诗的结尾两句是“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后一首诗的后半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两首诗前边写的自然和后边写的个人和时代，显然是不一致的。可是这种不一致并不影响诗的完整性，反而可以说明诗人对于夜间的幽静能体会入微，对于浩荡的湖水也能展开阔大的心胸，只是自己的身世是悲苦的，时代是混乱的，同时又不能忘怀悲苦的身世和混乱的时代，美好的自然和不幸的人世互相对照，致使诗人最后写出“空悲清夜徂”和“凭轩涕泗流”，含有浓厚的悲剧情调。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显著的例证。

总的说来，杜甫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现实，但是像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诗》，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那样纯然叙事的诗并不多。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给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奠定了一个崇高的地位。

此外，杜甫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以及生产劳动的诗，同样贯注了充沛的个人感情，并具有时代的气氛，也可以看做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

杜集里还有一定数量的诗，与时事无关，个人的感情也显得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第一阶段写的一部分诗。他在长年的奔走流离之后，到了暂时保持小康局面的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在比较闲静的生活中，对着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的姿态，感到无穷的热爱。他写道：“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自首，心迹喜双清”（《屏迹》）。心迹双清，接近“物情”，他对万物进行了细腻的观察和深切的体会。像植物界的“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田舍》），动物界的“芹泥随燕嘴，花粉上蜂须”（《徐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这些诗句若没有细腻的观察是写不出来的。又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是从深切的体会里得来的。这类的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那些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爱好，他不只能“巨刃磨天”，刻画山河的奇险和时代的巨变，也能描绘燕嘴蜂须和春夜的细雨，它们衬托出杜甫的为人，同时也表达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既有掣鲸鱼于碧海、璀璨瑰丽、甚至有时不易索解的诗篇，也有好像不费功力、信手拈来的清词丽句。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多能做到这个地步，屈原是这样，莎士比亚是这样，歌德也是这样。他们往往不是文体论里的一种风格、文学史上的一个主义所能范围得住的。这一类诗在杜甫风云多变、忧患重重的诗史里，有如暴风雨中暂时的晴霁，重峦叠嶂中的一缕清溪。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杜甫的诗是真实地继承了并发扬光大了《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六朝以来山水诗的一些艺术成就。他的诗是经得起用“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的准绳来衡量的。他使中国诗歌的这种特点在世界文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可是在他的时代，人们是怎样看待他的诗呢？

杜甫对于他以前的和他同时代的诗人，都热情地给以恰如其分的称赞和公正的评价，这些论断，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基本上还是适当的。但是当时人们对于杜甫，却十分冷淡，在他同时代比较著名的诗人中，无论是识与不识，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诗。像杜甫写的这样杰出的诗篇，在当时受到如此冷淡的待遇，几乎是难以想像的。看来杜甫晚年在《南征》一诗里写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并不是徒然的。并且从《戏为六绝句》里还不难看出，诗中提到的一些任意嗤点、轻薄为文的“后生”，说不定也正是杜甫的反对者。杜甫为庾信和初唐四杰辩护，也正是为了自己。后来韩愈所说的“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更足以证明有这样的事实。这些渺小的反对者早已“身与名俱灭”了，但他们还是代表了当时的一般风尚。

杜甫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说，杜甫遗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间。又说：“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这篇序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说明，杜甫死后，杜甫的文集只行于江汉之间，并不普遍，甚至江东一带还不甚知道他。杜诗之所以流行江汉，这当然与杜甫晚年飘泊荆湘有关。杜集里附录的郭受在杜甫逝世前一年寄给杜甫的诗里说：“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者寄上》），可能是有些夸张，他所说的海内不过是江汉之间而已。樊晃在润州编杜甫小集，只能搜集到二百九十篇，这不过是现存杜诗全部的五分之一。

到了元和年间，杜甫逝世四十年以后，才起始听到对于杜甫的尊崇和赞颂。元和八年（813年）元稹为杜甫写了墓志铭，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写了《与元九书》，元和十一年（816年）韩愈写了《调张籍》。在这些诗文里我们起始听到杜甫与李白并称。元白由于他们的文学主张格外推崇杜甫，韩愈则更多地歌颂了李白。我们现在看来，白居易和韩愈是把唐代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的作家，他们都是杰出的文学革新者，白居易与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和韩愈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以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主张，他们认识到杜甫的重要意义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是必然的。可是我们从他们的一些著作看来，在当时他们还是比较孤立的，除去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少数友人外，他们的主张在社会上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反而是常常受到攻击。所以他们对于杜甫的推崇不能说明杜甫的诗的价值已被当时一般的文艺界所公认了。

我们现在从几部能够看到的唐人编选的唐诗选可以看出，杜诗是遭受怎样的一种冷淡的待遇。芮挺章的《国秀集》（744年）和殷瑶的《河岳英灵集》（753 年）都完成在天宝时期、安史之乱以前，集里没有选入杜甫的诗，是可以理解的。元结的《箧中集》成于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760年），这年杜甫初到成都。元结继承了陈子昂的主张，反对当时的诗歌“拘限声病，喜尚形似”，杜甫很重视他。但是他的《箧中集》范围很狭窄，人仅七人，诗只二十四首，诗体限于五言古诗，共同代表一种风格，不过是就“箧中所有，总编次之”。集里没有选杜甫的诗，也不足怪。令狐楚奉宪宗命纂进的《御览诗》，只选代宗、德宗和元和初期诗人的作品，胡震亨早已指出这部诗选是“取资宸瞩，非允艺裁”（《唐音癸签》卷三十一），里边没有杜甫的诗，是当然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其中也没有元稹、白居易、韩愈的名字。最使人一看感到惊奇的，是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从肃宗到代宗末年的诗，这时期的前半也正是杜甫创作最旺盛的阶段。选者对于过去的选本都深致不满，自己要力革前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从大量的诗人中，选出二十六人，但是并没有杜甫（其中选有杜诵的一首《哭长孙侍御》，也曾被编入杜甫诗集中，我们可以认为不是杜甫作的，因为这首诗又出现于韦庄《又玄集》，作者仍为杜诵）。我们初次展阅，会发生惊奇的疑问，但是仔细看一看这选本的编排和选者对于诗人们的评语，便可以得到解答了。选集分上下二卷，分别以钱起、郎士元开始。高仲武评论钱起是“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对于郎士元则说，“右丞以往，与钱更长。……两君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在被选诗人的评语中还摘举出的选者认为优秀的诗句，这些诗句几乎都是描绘自然的。由此可见，选者认为足以代表诗的正统的，是王维一派的山水诗。选者以韵调为主，杜甫的诗在他看来便不能入选了。肃宗代宗时代是十分动荡不安的，然而这部选本却是青山流水、暮霭空林，反映不出时代的面貌。集中虽然也出现与杜甫比较接近的苏涣和孟云卿的名字，但二人分别排列在上下两卷结尾或将近结尾的地方，也没有摘举出他们的诗句。此后姚合的《极玄集》同样是选大历前后的诗人，选诗的精神和高仲武一致，选录的诗人两个集子也不少相同，所不同的是《极玄集》以完全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王维和王维的朋友祖咏开端，这更鲜明地表示了选者的态度，更足以说明选者对于王维的推崇。姚合说，被选的诗人都是“诗家射雕手”，但是一个这些诗人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伟大的射雕手杜甫，他却是看不见的。并且《极玄集》一般还认为是一个好的选本，韦庄说它“传于当代，已尽精微”（《又玄集》序），到了南宋，姜夔还曾加以评点。我们可以想见，这一派诗的影响是相当广泛而久远的。

宣宗时任过校书郎的顾陶有《唐诗类选》二十卷，现已失传。从胡震亨的《唐音癸签》，我们知道，选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选录的诗人也相当全面，顾陶在序里说，“国朝以来，杜李挺生，莫得而间”（卷三十一）。《类选》里选了大量杜甫的诗，这说明杜甫的诗经过元稹、白居易、韩愈和稍晚的李商隐、杜牧等人的提倡和称颂，已被人承认，这时距杜甫逝世已有八九十年之久了。

顾陶选了些杜甫的什么诗，我们无从知道。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里有一条说：“顾陶《唐诗类选》二十卷，其间载杜诗多与今本不同。顾陶唐大中间人，去杜不远，所见本必稍真，今并录同异于后。”我们根据他的同异比较，可以知道顾陶所选的杜诗的一部分，约二十七首，其中除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梦李白》等二三首古体诗外，其余的都是近体诗，尤其以五言律诗为最多。这里边有不少好诗，可是却没有白居易在《与元九书》和元稹在《乐府古题序》里所称赞过的那些最重要的诗篇如“三吏”、《塞芦子》、《留花门》、《赴奉先县咏怀》、《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我们知道的只是顾陶杜诗选题的一部分，也不能说杜甫那些最重要的诗篇顾陶完全没有选，但是仅从这一部分看来，也可以明确顾陶选诗的倾向了。

晚唐韦庄《又玄集》（900年）以杜甫开端，选的也只是五首五言律诗和两首七言律诗。《又玄集》并不是不选古体诗，但杜甫的最重要的长篇作品也是没有选。

上举选本，不是唐人选本的全部，但与《新唐书·艺文志》中的存目相比，它们是大多数，而且是主要的部分。如窦常《南薰集》已失传，据《唐音癸签》，它选有“韩翊至皎然三十人诗”，它的内容也就可以设想了。这些选本给我们说明一个事实，杜甫的诗在他生前和死后较长时期内在唐代一般的文坛上是不被重视的，后来渐被重视，他那最富有人民性和独创性的诗篇还是被忽略的。这些诗篇，尽管有元稹、白居易等给以很高的评价，还是不能被人接受。当时的统治者和所谓士林是更欢迎留连风景、游心物外的诗歌，所以王维在他们中间便成为一代诗宗，因为王维既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又能超脱“世俗”，这正好适合他们的趣味，成为他们的典范。中唐诗歌，虽早已克服了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却仍然赓续着南北朝山水诗的传统，因此白居易现实主义的新乐府运动，是有特殊的积极意义的。可是白居易现实主义的精神并不是容易被当时所接受的。白居易的诗在当时也相当流行，白居易自己就知道得很清楚：“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

杜甫的诗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南北朝一些诗人的艺术技巧，他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以这优良传统为基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思想内容上，他由于忧国忧民的热忱，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不敢道。在艺术形式上，他融会古今，摭取群书，采用口语，发挥极大的独创性。这两方面对于那些把王维奉为正宗、把钱起和郎士元作为诗界代表的人们，是不能容许的。我们现在可以说，若是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唐诗这座大厦就会失却它主要的栋梁。可是在唐代，杜甫最富有进步意义的诗篇和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诗歌，却受到冷淡的待遇。至于晚唐《诗品》作者司空图诋毁元白是“都市豪估”，北宋西昆体诗人杨亿把杜甫称作“村夫子”，这都吐露出追求韵味和形式而脱离现实的诗人们对于杜甫和白居易的憎恨。这是封建社会里文艺界常有的现象。因为文学批评一般掌握在封建统治者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文人们的手里，他们对于大胆革新和进步主张往往感到憎恨和恐怖，他们因袭的观点也阻碍他们对新事物的认识。一个伟大的进步作家在他的时代常常受到难以想像的否定或冷淡。后来他的地位渐渐被人承认了，可是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还会被人忽视。明代杨慎有这样一段话很有代表意义：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齐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钟鼓、荇菜茉苜、天桃裱李、雀角鼠牙，何尝有修身齐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所足戒。如刺淫乱，则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悯流民，则曰“鸿雁于飞，哀鸣嗷嗷”，不必日“千家今有百家存”也。伤暴敛，则日“维南有箕，载翕其舌”，不必日“哀哀寡妇诛求尽”也。叙饥荒，则曰“群羊损首，三星在罾”，不必曰“但有牙齿存，可堪皮骨干”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 

                                                              ——《升庵诗话》卷十一 

很显然，这是一段毫不含混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文学批评。其中还有不少事实的错误：第一，把杜诗称为诗史，并不始于宋人；第二，《诗经》里的诗并不像杨慎所说的那样“含蓄”，相反地有不少诗句是很露骨的批判和反抗；第三，宋代的文人并不都欣赏杨慎所列举的杜甫那一类的诗句，我们从宋代一般的诗话看来，他们常说这类诗句是“粗”，是“拙”，反倒是赞赏所谓“含蓄蕴藉”的居多，所以把这个“罪名”加在宋人身上，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只有一点逻辑上的推论是正确的，他反对杜甫的这类诗句，他反对在唐代元稹已经加以颂扬的“直陈时事”的创作态度，因此他反对把杜诗称作诗史。其实这类的诗句和这种创作态度，正是杜甫大胆革新、发扬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一个方面，也正是我们所要肯定的。那么，根据这个逻辑的推论，我们对于诗史这个名称也是肯定的。

写于196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