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新诗创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积压，以及新诗创作本身所面临的整体性困境，新诗理论研究界的回应之声日益自觉与迫切。最近五六年的时间里，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吕进先生连续发起并举办了三届华文诗学名家论坛，对新诗创作所暴露的各种弊端及时予以理论上的清算与探讨，其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此次，由吕进先生所设计的探讨新诗的“变”与“常”关系的诗学命题，再次充分彰显出诗学理论建构的积极意义。这个题目虽然表面看上去无甚新意，但它内含新诗与中国诗歌传统关系之题义，其理论意义实际是非常重要的，可谓历久弥新，因为这个命题富有理论的包孕性，具有极为开阔的理论探讨与言说空间。同时，该命题的提出与理论探讨对新诗创作而言也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我看来，要讨论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基本厘清或界定“常”与“变”的涵义。据我本人的理解，新诗的“常”在此是指中国诗歌传统，它是恒定不变的诗歌元素，新诗的“变”则是指新诗创作对诗歌传统规范的不断突围、超越与改写，是追求“无限创新”的现代性诗学理念的具体呈现。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谈论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关系命题，才能确保我们的学术思路方向正确，做到有的放矢。一般说来，该命题是要探讨在当下语境中如何继承“常”，如何使“常”进行现代化转换，如何在“常”的基础上“变”等相关性的诗学理论问题，所以，对基点问题的确定与讨论就显得十分必要，它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在此，首先还是要对“常”的涵义进行一些讨论。如刚才所说，“常”的涵义通常是指中国诗歌传统，但这个“诗歌传统”又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近一二十年来，诗界关于“诗歌传统”话题的探讨已经屡见不鲜，但基本上处于一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状态，尚未形成广泛的共识。关于“诗歌传统”，诗界比较普通的从汉语诗歌的语言形式、技艺手法等层面来谈论，这无疑是正确的。就古典诗歌（旧体诗歌）而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在诗的体式（如五言诗、七言诗、绝句、律诗等）、格律、语言方式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确乎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固、恒常的诗歌规范，这可以视为汉语诗歌的传统。与“旧诗”相比照，新诗在很大程度上已实现了现代性的转换。例如，新诗用自由体取代了古典诗歌的格律体，用节奏取代了韵律，用现代汉语的句式与语法取代了古代汉语的句式与语法，用繁复多变的现代派手法与技艺取代了古典诗歌相对单纯与单调的表现手法与技艺。这就是新诗的“变”。但它并不意味着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实行了彻底的断裂。实际上，在大量的新诗文本中，我们依然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古典诗歌影响的存在。例如，在戴望舒、徐志摩等20世纪上半叶卓有影响的现代诗人的代表性文本中，其中所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语、意象、表现手法（如重复、排比）、诗节排序等，均直接源于古典诗歌或明显脱胎于古典诗歌，这无疑是新诗对古典诗歌传统的一种有效继承。这体现为新诗的“常”。但是，新诗整体上仍是一种与古典诗歌完全有别的诗歌形态，在性质上属于现代汉诗，这在诗界早已取得一致共识。换句话说，新诗已成功地完成了对“常”的转换与超越，达到了“变”的阶段与境界。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旧体诗（古典诗歌）向新诗（现代诗）的成功转型。

在这里，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凸现出来了，即古典诗歌为什么会发生现代化转换，转变为秩序自由而相对混乱的新诗（现代诗）形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须触及汉语诗歌由“常”走向“变”的内在机制了。在我看来，古典诗歌之所以发生现代化转型，“变”为新诗（现代诗）的形态与特质，其内部根源与动力还是人们审美情感的现代性诉求，因而，原有的诗歌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与审美方式已显得滞后，远远跟不上在时代变化过程中人们内心情感、价值观念对应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变”是汉语诗歌的“常态”（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发展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就新诗本身而言，“变”表现为一种诗歌创新的现代性焦虑，“常”则表现为对诗歌传统价值的认可与持守。这两者之间关系分寸 的理性把握无论对新诗理论研究还是新诗创作而言，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古典诗歌是表达古代中国人思想情感的恰切艺术载体，新诗则是有效传达现代中国人思想情感的合理艺术载体，因此，两者之间的“裂变”有其不可抗拒的内在规律性。由于现代人以自由为最大特征的思想情感状态，新诗在其外在形式及内在形式上也相应地呈现出自由无序的面貌与特点，加之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变快以及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的快速嬗变，许多现代诗人在追求诗的新形式新风格的过程中，一味求新求变，导致诗质的大面积流失与诗歌品位的持续下滑，新诗创作的严重“失范”现象已是当下诗歌的不争事实。新诗创作“失范”现象的背后，实质上也是新诗评价标准的相对混乱，是人们只看重“变”而忽视“常”的偏颇思维与诗歌价值取向的体现。刚才谈到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存在“变”与“常”的关系，也就是说古典诗歌对于新诗而言是一种传统性的规范，其实对新诗而言，在其内部也存在“变”与“常”的关系，因为新诗在迄今为止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一点为许多论者所认可），例如，对于新世纪（21世纪）的现代诗人而言，发生在20世纪时间范围内的重要诗歌流派、群体（如“新月派”、“九叶派”、“朦胧派”、“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乃至个体诗人的创作方式与美学原则，均构成他们创作中可资借鉴的传统诗歌资源。由此看来，新诗在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中，既离不开求“变”，也离不开守“常”。不求“变”，只守“常”，新诗将日趋僵化而深陷困境乃至自我毁灭（从文学史意义上讲）；但一味求“变”求创新，而完全否定“常”抛弃传统规范，则新诗有可能走向浅薄、混乱之境地，同样大大不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

那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辩证地看待与处理好新诗的“变”与“常”之间的关系。就新诗而言，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均应放弃现代性思维方式（至少应该对之保持高度的审慎与警惕态度），不能唯“新”是瞻，将诗的“先锋性”（其诗的形态则是所谓的“先锋诗”）看作评判现代诗艺术价值优劣的最高准则（事实上，这种评判标准正在误导着很多诗人与研究者）。相反，应把诗所传达的经验的有效性看作重要的评判尺度。对于一位新诗的创作者来说，他在作品中所传达的经验一定是个人的生存经验与美学经验。而从宏观上来看，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诗人在其创作中必然会触及与呈现本土经验（或中国经验），这是他们区别于外国诗人的立足之根本。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诗不可能彻底割断它与诗歌传统的关系，新诗的本土经验的呈现促使其必须保持“中国身份”。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也会促使新诗对传统诗歌资源的汲取逐渐走上自愿自觉的道路。对新诗与诗歌传统关系的认识与反思在此前提下才能将其意义空前彰显，因此，对新诗“变”与“常”关系正确无误的诗学理论把握以及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实践，将对21世纪新诗的前途与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而，我们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必须持高度严肃、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在此方面，“九叶派”代表诗人之一的郑敏先生可谓表现突出，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新诗的语言及相关性诗学问题作了相当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发表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诗学论文。郑敏先生在现代性诗歌舆论颇为喧嚣的历史语境中，强调新诗对古典诗歌传统必要的承继关系，对五四以来激进的新诗观念与创作实践均作了学理性的反思，表达了对新诗守“常”的理性认同。郑敏先生并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尽管她被人误解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她在洞察新诗一味求“变”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之后，对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可能性前景所作出的具有深刻历史智慧的清醒思考，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与认真借鉴。

简言之，在对待新诗的“变”与“常”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放弃偏激态度，而采取理性、辩证的立场。新诗对诗歌传统的继承，必须坚持“表达的有效性”原则，即那些传统的诗歌元素被吸纳进新诗的系统中后，依然能够有效地表达人们的当下生命体验。至于使诗歌传统进行现代化的转换，则必然要求创作主体实现思想情感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这就体现为诗歌内在形式（而非外在形式）的现代性转型（戴望舒由早期的“雨巷”阶段向“我的记忆”阶段的转变，即是典型例证）。进一步说，新诗要在“常”的基础上求“变”，则完全是缘由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创作主体思想情感与精神结构的变化，这才能够使诗歌的形式面貌产生相应的变化，否则在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结构未发生变异的情况下，试图强行求“变”，则会造成新诗的情感与形式相脱节状态的出现，新诗创作“失范”的现象也会随之出现。由此而观，新诗的求“变”与守“常”有其内在规律，非人力所为，我们需要做的只能是相时而动，理智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努力掌控好评判的标准与尺度。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三期，经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