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篇

聪慧少年“文气浩荡，能学韩愈”

无锡，地处江南，太湖之滨，是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文化积淀丰厚。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书院的东林书院，历来学风悠久，文风兴盛。自魏晋以来，江南多望族。无锡钱氏就是文化望族，文人名士辈出，到了近现代鼎及一时，无锡当地流传一句老话“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说的是无锡钱氏出了三位国学大师：教育家钱基博以及声名更隆的其子钱钟书，钱基博钱钟书父子是出自七尺场钱氏，而另一位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后一位大师的钱穆便是七房桥钱氏。

1895年，钱穆出生于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世同堂的书香门第。父亲钱承沛为前清秀才，无意功名，在乡间私塾教授。据传钱穆出生之后，曾大哭三天不止，钱父对母说“此儿当是命贵，误生吾家耳”。

900年，虚岁7岁的钱穆开始上私塾，他聪颖异常，记忆绝佳，能一日学得生字二十，先生给增至三十，还能轻松记住，又给他增到四十，如此递增直到日读七八十都还能勉力记住。

一天傍晚，父亲来到私塾，看到他正在读《大学章句序》至“及孟子没”，这个是先生还没有讲到的课程，父亲指“没”字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回答，“如人落水，没头颠倒。”父亲问：“汝何知此没字乃落水？”钱穆回答：“因字旁称三点水猜测之。”父亲摸着他的头跟先生说“此儿或可前生曾读书来。”先生也点头说他聪慧过人。

1904年，十岁的钱穆和兄长钱挚一道考入无锡果育学校正式读书。果育学校，是清末无锡乡间一所新式学校，学校设施先进，师资力量一流，学校所请教师大多都具备国内外著名大学活着国外留学背景。学校教学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级别各四个年级。钱穆兄长钱挚读高级一年级，钱穆读初级一年级。他在果育学校听国文课，“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

1907年，钱穆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在常州府中学堂，他遇到到后来对他治史影响深远的老师，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家吕思勉。

吕思勉此时才年仅24岁，在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因气味不相投，至暑假辞去”，应校长屠元博的聘请，来到常州府中学堂教授历史地理。吕思勉在学校内最年轻的老师，他不修边幅，讲课的时候习惯来回踱步，虽然乡音很浓，但是却是无闲言杂语掺入，时常有鸿议创论，同学们都对他非常敬慕。

钱穆最喜欢吕思勉的地理课，他讲课的时候总是在黑板上根据内容，手绘各省市地图，听者如身临其境。

有一次地理考试，共有四题，每题各25分，钱穆一眼就看到了第三题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于是就是首先答这道题，动笔之后就停不下来了，不料到考试结束还没写完，不得不交卷。吕思勉在批阅试卷的时候，窗外有同学在偷看，到批阅钱穆的试卷的时候，吕思勉在卷后加批，评语写了一页又一页，他用的是铅笔在写，写不了一会就要削铅笔，为了省事，于是就用小刀将铅笔一破两半，用铅笔芯不断快写，铅条又容易淡，写不出颜色来，吕思勉于是就在桌上的一个茶杯中蘸水写，纸遇水便湿，破了无法粘连，便以手拍纸，让其服帖起来。最后这一道题钱穆便得了75分。可以想象吕思勉对钱穆是多么的欣赏。

到钱穆中学结业之后吕思勉已经在成名已久，两人曾为经学上今古文的问题来往通信几十封，吕在经学问题上属于常州学派，两人的的观点不一致，但是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学谊。吕思勉对钱穆的评价非常高，在两人的一封通信中，吕说钱穆之学可比朱子，而吕自比为象山先生（陆九渊）。

1910年，钱穆读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发生了学潮。钱穆因此退学回到七房桥老家，。校长屠元博先生感到非常可惜，写信给他的哥哥钱挚，让钱穆向校方申请复学，但是申请被舍监驳回。于是屠元博先生推荐他到南京钟英学校就读。1911年，钱穆转入南京钟英学校读五年级。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由于时局混乱，校方宣布全体师生离校，钱穆无奈只好离开南京，经由上海返回家乡七房桥，至此，他结束了10岁以来的新式学校读书生涯。

学杜威，开启10年乡间教师生涯

钱穆

钱穆辍学之后，自知家贫，便决意在家自学，自此他再未进入学校读书。1912年春天，由远房亲戚介绍，钱穆离开老家七房桥，到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小学教师，由此他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桑梓乡教生涯。

在此期间他笃志苦学，读书极勤，“未尝敢一日废学”。在三兼小学，夜间读《昭明文选》，极倦始入睡。

1913，钱穆转入荡口鸿模学校（原果育学校）任教，在荡口鸿模学校，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读之甚勤”，“至形于梦寐间”。1914年夏，钱穆任教于梅村县立四小。在梅村县立四小，他教授《论语》课时，精读《马氏文通》，仿其体例，积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这部著作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穆生平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1919年，这年杜威博士访华，讲教育哲学，钱穆读到他的讲辞，非常感兴趣，但觉得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天差地别，所以他准备去教初级小学，和幼童接触，来做一番教学实验。

当时学人提倡白话文，初小教科书已也已经全部改为白话文了，钱穆先生准备亲自查看白话文对于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晚年钱穆有一次在和金庸的谈话中就说到：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小学和中学是有感情和生命的，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吃在学校住在学校，像个大家庭，而到了大学，大家都自觉做了教授，师生关系反而疏远了，彼此客客气气。

因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钱穆便毛遂自荐担任了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钱穆先生到任之后，改革教学方法，使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使其两方面融为一体，于是废除体操唱歌的课程，但是每天上下午又有体操歌唱，全体师生参加，成为学校全体活动，后来又加上国语，采用的是相同的方式。又废除了体罚，遇事循循善诱。作文课的时候，常带着学生到校外，指导学生观察讨论，自由发挥，让学习像生活一样。

小学生都很害怕写作文，当时钱穆的作文课的教授方法很有趣，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下笔就怎么写。一天中午，钱穆出了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之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 。这篇作文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点。”通过这篇范文，钱穆告诉学生们，说话、作文不能平铺直叙，要有曲折和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结尾“可惜咸了点”。

除了鼓励学生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之外，他还在作文课上经常带领学生到校外，指导学生进行观察讨论，自由发挥，让作文学生像生活一样。又一次，他带学生来到郊外一个古墓边上，这里有百余颗古松。他让学生坐下来，静观四周景色，然后各自写下来。之后又让大家坐下来，进行各自讨论。讨论结束之后，他又隐引导学生说，今天有特殊一景，你们听听周围又没有什么声音？学生纷纷去听，自然是听到了风声。接着他又提醒学生注意，今天的风声和平日里听到的不同。他说，此处多古松，风穿过松针，松针细密，风过其间，其声飒然，自然和别处风声不同，这就是松风。学生们在钱穆的引导和启发下，观察更加细致入微，乐在其中，下笔就更言之有物了。

这样这样历时半年，这些四年级的小学生，最短的能写出几百字的作文，最多的已能写千字文了，并且都能做到文通句顺，条理分明，言之有物。

另外，由于当时的中国乡村教育，刚刚从旧式私塾教育中走出来，而体罚学生是私塾先生的法宝之一，甚至家长也以对学生能严加管教而作为好老师的标准。钱穆却在接受西方教育理念之后，坚决反对体罚学生。但是不体罚并非代表一任纵容，而是指出缺点和错误，晓之以理，让学生从源头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这些种种新的实验，得到了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如果说学术上的钱穆完全是依靠自学卓然成家的，那么讲坛上的他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摸索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并且没有门户之见，颇为开明，这个和后来很多批评他食古不化的印象大相径庭。

 自学成才，初登北京大学讲坛

1923年，时任无锡第三师范资深教席的钱基博先生推荐钱穆到同校任教。钱基博先生和钱穆为同乡，同祖同姓不同支，1922年二人相识晤谈，谈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兼论中西文化之异同。此番谈论，钱穆对钱基博颇为赞许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钱穆尊钱基博为尊长，相互之间为叔侄相称，实际上二人年龄相差八岁，学问上相互推重，同治古文国学。

钱穆任教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后，与钱基博之间的往来更为密切，常成为钱基博家中的座上客，可以说“钱基博最早欣赏钱穆，每有定夺行止，宾四常与之熟商”。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又比钱穆小十来岁，虽然钱穆对钱基博以叔父相称，但是钱基博却令钱钟书对钱穆也以叔父相称。

《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

1927年秋，钱穆转到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同时也是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钱穆在苏州中学的时候，课余研究先秦史，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偶然间读到了钱穆《先秦诸家论礼与法》一讲词，觉得甚为相投，曾写信详加讨论。1929年夏，蒙文通从四川来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听欧阳渐先生讲佛学，有一天他来到苏州中学拜访钱穆，读了《先秦诸子系年》手稿，以为体大精深，非常欣赏，唯清初顾亭林诸老可比。

这年9月，刚刚被聘任为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的顾颉刚先生从广州回到老家苏州省亲，随东吴大学陈天一先生一起来到苏州中学拜访钱穆。顾先生读了《先秦诸子系年》手稿之后，当面就对钱穆说“君不宜久在中学教国文，当在大学教历史”，随后他便向中山大学推荐，让钱穆去接任他的空缺。不久中山大学来电致聘，但是由于时任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先生挽留，中山大学便没有去成。中山大学没有去成，顾颉刚又向钱穆为《燕京学报》约稿，钱穆之前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很有疑惑，于是便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来驳斥康有为的观点。而以古史辨出名的顾颉刚这时正在燕京大学讲授康有为，钱穆这篇文章的观点与顾先生的观点是有争议，但是顾先生却没有门户之见，先将论文发表了出来，接着又推荐钱穆到同校任教。

在顾颉刚的大力推荐之下，1930年9月钱穆离开苏州，前往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大一大二两班国文。1931年夏，钱穆人在苏州收到北京大学聘书，刚到北平，又接到清华聘书，后又为情面所迫，在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兼课，盛情难却，钱穆只好在四个大学之间奔波。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自学者居然同时在北京四所著名大学执教，一时名动京城，这一年钱穆年仅三十七岁。

钱穆在北大任教历史系，是他讲授历史课程的开始，第一年开课三门，上古史和秦汉史为学校指定必修课，另一选修课是钱穆自定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他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北平治中国上古史的学者很多，北大讲求学术自由，历史系除了钱穆的必修课之外，还另开了八门选修课，各位教授分别讲授，但是意趣各异。钱穆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可见当时上古史学的兴盛。

与胡适齐名北大，观点激烈交锋

1928年夏天，还在苏州中学教国文的钱穆遇见了胡适。胡适这时候已经是北大教授，留美博士，名满天下，而钱穆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但是和胡适之博士还是相去甚远。胡适此时是来苏州中学演讲，友人告诉他来到苏中，两个人必见，而钱穆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二人便相见了，刚一坐定，此时正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而苦寻资料不得的钱穆便向胡适询问：“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不着，您这里有吗？”虽然胡适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但是他对这本很是冷门的资料，也是一无所知的。胡适有点恼火，觉得钱穆是故意让他难堪的。他们的初次见面就这样结束，彼此都有点不快。后来钱穆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曾说到“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次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戒不与余语。”

这次见面虽然不快收场，但是临别之时，胡适之博士依然很大度地给钱穆留了在上海的地址，并邀请钱去他家。此时他俩的关系虽略有龃龉，但倒也没有大的问题，直到钱穆到北大任教之后。

钱穆在在北大教授授课的时候，胡适也在教授中国哲学史，两人的授课都是语言生动、妙趣横生，非常有人格魅力，很受学生追捧。但是二人的学术主张截然不同，经常在课堂上讲到不同点的时候，均对对方的观点大加挞伐，不给一点面子。钱穆对于先秦的考证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后，而胡适却完全否定这个观点，二人因此经常争论不断。有一次，在胡适的课堂上，一名学生认为胡适是对钱穆有成见，胡适很生气，回应道：“我反对老子在孔子之后，是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

如果仅仅是学术上的矛盾，就事论事的话，倒也没什么。但是二人的矛盾看起来却不仅仅如此。

二三十年代，北平文人圈子里流传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就是说，无论是鸿儒大家，还是平民学子，都以认识胡适为荣。而钱穆虽然早在苏州便认识胡适，来到北平之后却一直未和胡适走动。突然一天，一直未有走动的胡适却来到钱穆家中，让钱穆大为吃惊。原来胡适的到来是和钱穆商量不续聘蒙文通的事情，蒙文通早在钱穆还在苏州中学任教的时候，二人就过从甚密，算是钱穆的至交好友。在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钱穆大为光火，不留情面地就反驳胡适起来，他认为蒙文通教授的魏晋南北朝断代史除他无别人适合。但是胡适仍然笑说“文通上课，学生们都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坚执己见予以不续聘。

此后还有一次商务印书馆要编选中学教材，找胡适主编，由于钱穆曾执教过中学，胡适便找钱穆，想一起合著。孰料钱穆却一口回绝说；“我俩学术观点不同，无法合作，我二人各自编一本教材，或许对读者更好一点”，胡适听后无语。

至此，钱胡二人算是彻底分道扬镳了，后来北大复校，虽然是胡适弟子傅斯年主持，没有邀请钱穆，或许也和钱胡二人不和不无关系。

著书不为稻粱谋，游学江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其时“偌大的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不久北平沦陷，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在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的战火烧进了南京、武汉和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只好入滇转进昆明，改名西南联大。由于校舍不足，西南联大文学院设在远离昆明的蒙自市。

蒙自的条件虽然赶不上北平和长沙，但山清水秀，环境幽雅怡人，着实适宜寄情山水、著书立说。1938年5月，钱穆在同事陈梦家的多次促劝和国难家仇的刺激下，开始在教书之余卜居宜良岩泉寺整理旧稿，正式写作《国史大纲》。期间，中国二十世纪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兼文学大家陈寅恪专程造访，两位大师彻夜长谈，演绎了战乱时期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1939年6月，《国史大纲》全稿杀青。因当时昆明已遭日军空袭，钱穆怕书稿毁于战火，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了出版《国史大纲》，从昆明赴香港，又从香港到上海。钱先生对上海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说，若能在上海印刷《国史大纲》，可将此稿最后校样送交光华大学吕思勉教授过目，王云五答应。钱先生于是亲谒吕师。时吕思勉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兰村16号。并任教光华大学历史系。

由于光华大学的校舍位于西郊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八 一三”后被日本侵略军全部焚毁，一财迁移。钱先生来沪时，正迁在汉口路证券大楼上课，钱先生对吕师说，《国史大纲》方完稿，即付印，恐多错误，盼师作最后一校，如遇错误，请径改定。吕思勉答应为昔日的学生校对样稿。好事多磨，《国史大纲》在经历重重审查后，直到1940年6月才获出版。

1941年，47岁的钱穆前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以及在武汉大学兼职。1943年，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

抗战胜利之后，北大开始复校。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其时胡适远在美国，便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一职，负责北大北迁以及复校事宜。当时不在昆明的原北大教授，都得到邀请信函返回北平，但是钱穆却未收到邀请。

傅斯年此前曾和钱穆有隙，这个可能是他未能收到邀请的主要原因。傅氏原来是黄侃大师的高足，后又在胡适门下学习中国哲学史，是新考据学派的领袖人物。钱穆原先也是一个考据名家，和傅斯年也来往颇多，只是随着他自己的史学理论逐渐形成之后，他否定了之前自己的观点，而且对新考据派做出了全面批判。这样，两人就互相看不爽，之后便渐行渐远了。

钱穆此时已经名重士林了，北大不请他，自然是有的是高校来请。1946年，云南人于忠义创办五华学院，邀请钱穆去任教，钱穆想到战后昆明环境的宁静，便欣然应允，后来又兼任云南大学教席。在昆明的时候，钱穆住在唐继尧旧宅，讲课以中国思想史为主，课余闲暇时候对滇剧产生了兴趣，和滇中老伶栗成之交谊颇厚。据钱穆后来说到，每听一次栗成之的滇剧，就多一次领悟，这是此次云南之行的一大收获。

1947年，无锡荣德生创办江南大学，屡次来信邀约。于是在1948年春，钱穆返回故里无锡，任教江南大学。著名学者唐君毅先生这时在江南大学任教务长，他和钱穆颇为投机，一时交往甚密。江南大学的校舍建在太湖边上，学校西门的山坡之上，风景极佳，二位先生经常雇一小舟，荡漾湖中，谈笑风生。在此期间，钱穆撰写了《湖上闲思录》和《庄子纂笺》，其中后者成为近代庄子的突出著作。

此后钱穆曾赴广州华侨大学任教， 1949年2月，随着解放战争的局势逐渐明朗，不愿留在大陆的钱穆在华侨大学仅仅执教2个月之后，便随着华侨大学南迁到香港。

香江办学，为中华文化续命

初到香港，好友张其昀已经在香港办了一所名叫亚洲文商学院的学校，邀请钱穆担任校长，钱穆欣然接受。亚洲文商学院在夜间上课，系夜校性质，学生只有60人。第二年，钱穆另外办了一所学校，名叫新亚学院，申请立案为香港当时唯一私立不牟利的学校，请赵冰先生为董事长，得到上海商人王岳峰的自助，在九龙桂林街得到新楼三间为校舍。钱穆心中“新亚”一词即“新亚洲”之意，即“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钱穆希望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建成一个传播中国文化、亚洲文化的中心。

钱穆后来回忆说：“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

新亚书院建校之初，并没有得到香港政府以及国外教育机构的基金支持，与香港唯一一所大学——香港大学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人，怀着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精神，为创办学校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经过数年来的辛勤耕耘，他们的办学理想终于引起香港各界及国际上的关注和瞩目，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为表彰钱穆的学术成就和献身教育的精神，1955年6月27日，香港总督兼香港大学监督葛量洪在香港大学1955年毕业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这是香港大学自创办以来，第三次颁授这样的学位，其中一次是胡适1935年获此殊荣。在颁授典礼上，葛量洪说：“钱先生系一著名的华人学者，他这次接受本大学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为本大学增光不少。”香港《工商日报》社论也称：“钱穆先生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早已被视为泰山北斗，没有几个可以比肩，故此次之愿意接受这个名誉学位，对港大来说，也是相得益彰，永留佳话。”

在香港政府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的大力支持下，新亚书院到1959年秋的时候，已经是一所拥有8系1所，以及共有456名学生的享有声誉的大学。及至1964年，香港当局将新亚书院在内的三所书院合并重组，这就是后来以及现在赫赫有名的香港中文大学。

晚年居台湾，双目失明笔耕不辍

1967年，钱穆正式迁居台北。蒋介石对其颇为礼遇，公费给他建了一所庭院小楼，背山临溪，钱穆小时候住在五世同堂大宅第三进素书堂侧，为纪念故给新居命名素书楼。1968年7月，钱穆以99%的最高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穆在乡下居住颇多空闲，得到哈佛资助的三年研究经费，专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共七年方完成。

写完之后，应张晓峰先生的邀请，担任了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席，后来又担任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钱穆晚年著述颇丰，除了《朱子新学案》之外，还有《孔子传》、《理学六家诗钞》、《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以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册。

晚年的钱穆一力潜心著述，但是身体却是每况愈下，70岁的时候，患上了青光眼，到八十四岁的时候，双眼已经是完全看不见了。钱穆一向下笔千言，字迹工整，经常是数千字的稿子，只需要改寥寥数字甚至不用改就可以付印。就是眼睛完全看不见的时候，展纸落笔千言，往往也就是只有一两个字写重叠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仍然能够撰文，只是无法亲自修订了，所以就让夫人来念，然后指出问题让夫人代为校订。所以他晚年仍能著述不辍，最后一本书是《晚学盲言》，虽然是自谦，但是也是纪实。

钱穆壮年时代虽然体魄强健，但是作为传统书生，不能自己料理生活。抗战期间，在后方辗转，没有家人照料，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苦受折磨。后来到了香港再次成婚，有了新夫人的照料才好了起来。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脑力大衰且无法进食，夫人千方百计寻医问药，但是终究是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终于在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在“亚伯”台风的漫天风雨中，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一代大师谢世，隐入历史，享年96岁。

学术篇

强调通识：独树一帜的史学观

清朝自乾嘉朴学兴盛以来，考据之风日盛，到了晚清，传承下来的康有为等几乎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近二十年。而清末民初，随着国门大开，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汹涌扑面而来，一时在国内蔚为大观。东西方史学观在这时候发生了严重的碰撞，这两种史学观其实是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注重考证。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钱穆曾把近代史学分为三个派别，即传统派、革新派和科学派。后两派被归为新史学派别。钱穆认为，“传统派注重记诵，熟悉典章制度，通识前言往行，同时又能对典籍校勘辑补”。革新派又称宣传派，主张史实和现实结合，做通局观察，但是却蔑视史料，疏于甄别。这派的代表人物便是梁启超，他认为梁启超倡导的国民史学运动，自身缺乏严谨的论证分析和具体扎实的研究，空有宣传鼓动的意味。

而对于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他批评得尤为严厉。他认为科学派是承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潮流，虽然也偏重整理史实，但是却往往割裂史实。他曾说过：“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钱穆和科学派的分歧在于他强调史学撰写的贯通意识即“通识”的重要性，反对局限于某个特殊阶段或者特殊领域做过度的专门化研究。应该说，钱穆的这一史学思想是具有一种科学精神的，因为历史不是单一的和某个阶段的，一段历史肯定会或多或少受上一阶段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下阶段。

科学治史：结合现实经世致用

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钱穆和科学派也是有区别的。他反对科学派的关于历史材料的收集即能自然呈现历史面貌的说法。他认为随着历史材料的累积增加，见识应该随之增加，史实应当和现实结合起来，从而鉴古而知今。所以，钱穆最后把国史撰写的目标设定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钱穆的这一撰史目标是有其历史背景的，30年代，当时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最艰苦的时期，中华民族急需民族主义这面大旗所散发出来的超强凝聚力。即让人们得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通过学习祖国历史从而了解和热爱祖国文化，以激动保种护国之心。每个国民都应了解本国历史，热爱本国文化，对祖国充满温情与爱意，只有兼具以上素质的国民多起来，国家才具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不然，国家将陷于弱亡之列，或成为一个“次殖民地”。

虽然和科学派史学观不同，但钱穆的史学思想却并非没有科学精神的，只是他没有陷入“科学万能”的泥沼。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先生有过这样的点评：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他自己便说道，他的疑古有时甚至还过于顾颉刚。但是他不承认怀疑本身即是最高价值。他强调：“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不能决。一味怀疑则必然流于能破而不能立，而他的目的则是重建可信的历史。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钱穆虽然没有将自己划归到哪一学派中，但是总的来说，他大致属于传统派，但同时又对革新派和科学派的可取之处并不抵触，甚至融会贯通。他主要以传统方法治史，同时又经世致用。这在现在看来，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华文化坚定守护者

钱穆的旧学功底深厚，他以经治史，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温情和敬意，这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有积极的意义的。

钱穆先生出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年代，当时的中国已经是满目疮痍，岌岌可危，处在三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那个年代，亡国论调和民族虚无主义甚嚣尘上，西方文化大潮奔涌而至，中华传统文化几乎处在倾覆的边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

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之时，中国的学人到底应该是固守旧有的传统，还是改革维新，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在钱穆所处的年代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全盘西化的论调有很多学者支持，似乎一切中国固有的传统都是落后的代名词。但是钱穆却没有盲从，他始终对于中国的传统的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我们固有的传统，是我们民族的精髓，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自然是不可全盘否定的。

余英时先生曾评价钱穆说“一生为故国招魂”，始终以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己任。他晚年的著述始终都在关注着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和重建中华文化传统，他在这段时间有关文化方面的著作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华文化丛谈》、《中华文化精神》等。

钱穆晚年对他一生著述曾做过这样的总结：“我一辈子写书写文章，大体内容，主要不外乎三项原则。一是文化传统；二是国民性，亦即民族性；三是历史实证。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可以拿中国历史来看，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钱穆一生著述达千万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学问的最后归旨则落在文化问题上，他学问的宗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

幸喜今天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传统，书店里到处能看到中华经典，学校教育也开始重视学习中华传统典籍，甚至社会上也开始重新掀起了国学热，这个时候再看钱穆当时的学术思想，我们会发现那是多么珍贵的传承。正因为有了钱穆这样的对于国家文化民族时刻充满温情和敬意的学者们，我们的中华文化才能得以薪火永传，生生不息。

结语：先生终得魂归故里

钱穆生前因为政治问题，从未返回过大陆故土，他曾说过如果活着回不去，死后一定要归葬故里。所以，他逝世之后，骸骨一直是安放在台北永明寺里面，等待重返大陆安葬。

1992年1月7日，钱夫人胡美琦护送丈夫骸骨由台北经香港转道返回钱穆故里，在做完法事之后，将钱穆遗骨埋于太湖之中的西山岛上。随葬物品是先生的作品《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等。

太湖之滨，云山苍苍；一代大儒，道德文章；斯人已去，已成绝响；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思想篇

博采众长“新解”《论语》

今人提到钱穆，往往会认为他是一个经学家，而他的史学研究也是由经入史的典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孔子无疑是第一个大师，无论哪朝哪代，都无法绕开他来。钱穆也对孔子推崇备至，他曾说过：“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论语新解》，三联书店

关于孔子，钱穆写过《论语文解》、《论语要略》、《论语新解》、《孔子与论语》、《孔子传》、《孔子略传<论语>新编》等。钱穆生平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应该是他在荡口小学任教的时候所著的《论语文解》，后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论语》研究是他进入中国近代学术界的肇端。

后来他在香江办学期间，仍然笔耕不辍。1949年，钱穆初到香港，其时国内解放战争如火如荼，香江偏安一隅却是纸醉金迷，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文人，他对这些是无法忍受的，文人情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下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耕耘仗己力，而收获则不尽在己力。固亦有既尽耕耘之力，而复遇荒歉之来临者。”在这样的情况下，钱穆教学之余开始撰写《论语新解》。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没有四分之一的时候便生悔意了，直到1960年他赴美国耶鲁讲学的时候又重新续写。

《论语》毫无疑问是儒家经典，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历代注释不绝，但是各有偏差，所以钱穆觉得仍然是缺一部人人可读的注释本，他在正式出版的《论语新解》序言中这样说“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这部作品出版以后，在海外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有学者认为此书可能在字义上稍逊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但在义理上，可算是百年来最好的一本论语注本。

钱穆的《论语新解》是他关于《论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他的“新”就新在和前人不同，他认为孔子的启示是一种通义，不受时间限制，所以他博采众家之长，在理解前人的注释之后，加以自己的阐发，尝试以符合现代的观点，平实地指出孔子的原意。

当然此书也并非完美无缺，此书在后来被人诟病最多的是语言风格，前四分之一部分是白话，余下部分为文言，全书风格不尽统一，文史修养不够的读者读之略微吃力。不过对此他也有自己的考虑“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 虽然读者可能因此读起来吃力一些，但是却能够让读者“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

驳康有为错误28处 名动京华

真正让钱穆声名鹊起的作品是1930年的时候所做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应当时已经成为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之邀请所著，并发在《燕京学报》之上的。

1929年9月，刚刚被燕京大学聘任的顾颉刚从广州中山大学返家省亲，来到苏州中学拜访钱穆，他在拜读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手稿之后，大加赞赏，并推荐钱穆去中山大学教历史，并告诉钱他在中山大学任课，以讲述康有为今文经学为主导，此去燕大，依然是讲授这个和兼任《燕京学报》的编辑。钱穆因为校长的挽留没有去中山大学，不过顾颉刚依然来信约稿。钱穆对顾颉刚力主的康说有不同之见，于是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给他，“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但是顾颉刚没有介意，依然刊登出来。

关于今古文学之争，其实是由来已久的，学术界争吵了将近两千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大家都认为儒家的经书多已不存在了，只有幸存的老儒口耳相传其弟子记录下的经典，而这些经典的记录是用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所撰写的，这就称之为今文经。之后，到汉武帝的时候，鲁恭王刘余扩建宫殿，拆毁了孔子旧宅，在残壁中意外发现了古文经典多种，包括《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刘向和刘歆父子据此整理出这些经典，由于这些被发现的经典是春秋之时所著，当时的通行文字是篆文，相对隶书这是古文，所以称之为古文经。此后两千年，今古文之争一直不断。

晚清以来，经文经学占据了上风。康有为为了让让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指摘刘向和刘歆父子篡改经文，认为古文《左传》尽皆出自刘歆的伪造。在此后二十年年，康说几乎主导了经学界。期间虽有章炳麟、刘师培和他抗衡，但是一直并无力证，甚至他们连自己的门生都无法一力说服，所以才有钱玄同以章炳麟入室弟子身份而改师崔适一事出现。

而钱穆却以史入经，大体以《汉书》为史料背景，从西汉到东汉一百二十年间，按照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年以及事迹依次排列，力辟晚清以来今文学说，一一驳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错误共二十八处。《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同时也澄清了刘歆伪造经书的不白之冤，同时也让钱穆名声大噪，也让他由一个中学教员跻身中国最高学府讲坛。自此，晚清以来有关今古文的争论从此告一段落。

为国著史写成《国史大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备受日寇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激发广大民众救亡图存之意识，南京政府下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程。当时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钱穆一人开了中国通史课程，一直到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集体迁往西南。在西南联大，钱穆依然教授中国通史。

陈梦家对钱穆说，希望钱穆能写一部让全国青年甚至全体民众能够阅读的教科书，毕竟当时时局让人很难不悲观，假使中国战败亡国，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需要让后代铭记的。于是1938年5月，钱穆在同事陈梦家的多次促劝和国难家仇的刺激下，开始在教书之余卜居宜良岩泉寺整理旧稿，正式写作《国史大纲》。

在朋友的帮助下，钱穆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安顿下来，每周除去三两天去昆明授课之外，便闭门不出潜心写作。在此期间，陈寅恪曾来到访过，见如此寂静之地，叹曰：“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但是钱穆却不觉辛苦，时至次年6月，仅一年时间，《国史大纲》便完稿。

《国史大纲》共八编四十六章，五十多万字。对于此书，他在扉页上写的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国史大纲》写好之后，当时并未出版，钱穆先在报纸上发表了引论，一时一时曾经引起学术界、知识界的极大注意，成为西南联大师生议论的焦点，盛赞者有之，非议者有之。比如陈寅恪就对大加赞扬，以为是大文章；而胡适学生傅斯年和毛子水却对此表示不屑。以下为引论：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下的几句话，才气磅礴、振聋发聩，在抗日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整个民族希望渺茫之时，这样的雄文呼告，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从民族精神层面避免中华文化消亡。

清末民初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提出“革新保皇”，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认为唯有“全盘西化”才能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直到抗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民族认同和家国认同问题成为中华的重要问题之一。钱穆著作此书的时候，重申了民族文化立场，提倡对待本国历史应怀有温情和敬意，在当时这样的国家危难之中，这种观点对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无裨益。

国家有难，书生何以报国？著史立说，提醒民众勿忘历史，这是何等典范，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国史大纲》写作完毕后，钱穆先将引论发表，如同一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死水，顿时引起阵阵波澜，一时间，引发了诸多的议论。胡绳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肯定钱在学术研究上所付出的劳动，但同时也指出他唯心史观和复古倾向的根本错误。学术界在此后数十年间论者无数，但是一直未有定论。

当然这本书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其中最为让人诟病的恰恰就是华夏正统观念太强，比如在论及清以前的少数民族还算公允，但是到了清代，结论便是过激。钱穆认为近代以来的所有腐败落后，都是因为清入主中原之后打压汉族士子入世。关于这个问题，联想到清代大兴文字狱，江南士子受害颇多，而钱穆本人恰恰又是江南学人，也算是比较好理解了。

《国史大纲》的出版也颇多曲折，当时所有书籍的出版都需要经过国民政府审查处审查，《国史大纲》在移送重庆审核被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行为，钱穆却以‘洪杨之乱’称之，应予改正”，但是钱先生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回信曰“洪秀全自居为天弟，所至之处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有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审查处在接到钱先生回信之后，决定不加更改，同意原稿刊行。

对于《国史大纲》，后来中外学者史家好评多多，比如：“中国通史的写作，……出版的书已不少，但很少能达到理想的地步，……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那部《国史大纲》，时辈中谁也比不上的；……中国史学家中能够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史事，如此纯熟精到的，钱氏以外，绝少其人。”(曹聚仁：《钱穆》) ；“钱穆在岩泉下寺写出的《国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史学上的不朽著作。……他认为中国史犹如一首诗，而西洋史犹如一出剧。”(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梳理历代政治得失 反对一味抹杀

1952年3、4月间，钱穆应何应钦将军之邀访问台北，为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做演讲。这次演讲题目为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历数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政治制度的演变革新，并指出其得失所在。这个演讲稿是之前先生在北大的讲稿，他给增补了之后再做演讲，之后再以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名付梓出书，书成之后为海内外学人甚为看重。

钱穆在本书前言中提到，之所以以这五个朝代为研究方向，是因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大体上能代表中国历史的全部。在每一朝代之后，钱穆依次讲述了政府架构、赋税制度、国防兵制等方面。从体例上来看，本书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香港大学定为报考中文系必读课本，在港台地区有相当影响力。

这部作品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是钱先生重要的历史观，也契合当时的环境。5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内地的新中国，还是海峡对岸，都仍是积贫积弱。穷则思变，弱易自卑，自卑之后就往往会极力否定。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提出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传统之一切政治与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而被抹杀。此种种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无疑是过为偏激的，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在书中有这样的论断：

“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在现代人看来 ，这是为封建制度招魂，是意图复辟，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现状来看，钱穆此举是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力图让世人来认知到中国历史政治的优点。当然，他在本书中也并非是一力只为赞美，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缺点和不足，也都是一一指出，比如皇权的上升挤压了政府的权力，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一大弊病。

最后，钱穆在本书的总论中这样说：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这段话表明了钱穆治史的态度，那就是前文提到的，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读历史，对传统文化要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对故国历史有正确的认知。

晚年目盲却著述颇丰

晚年定居台北之后的钱穆，致力于儒学的复兴，着力于阐扬儒家义理，以儒家思想为中国历史精神之核心。除了1960年出版的《论语新解》之外，他还以“心学”重新解释儒学，耗七年时间完成理学巨著《朱子新学案》，将朱熹放在整个思想史中研究，破除程朱、陆王门户之见。在治学方法上，义理和考据和提出“考据正所以发现义理，而义理亦必证之考据”的解决了学者治学方法上出现的偏颇。

钱穆晚年目盲但著述颇丰。《中国思想通俗讲话》（1955年）、《人生十论》（1956年）、《双溪独语》（1981年）、《宋代理学三书随劄》（1983年）、《晚学盲言》（1987年）。

晚年的钱穆，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已接近通儒境界，经史子集无不涉猎深入。除去余英时，他还有另外一个高足——严耕望。严耕望先生曾这样评价恩师钱穆：

“综观先生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唯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

钱穆与夫人

   参考资料

1、严耕望：《钱宾四先生行谊述略》；

2、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犹记风吹水上鳞》；

3、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论语新解》；

4、杨念群《“新典范”和“旧史学”的冲突与调适——对中国现当代史学变革的一个贯通性解释》；

5、谢一峰《致中和，天地位——以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中心浅谈钱穆的学术思想及其现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