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中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位诗人的作品研讨会上,著名诗歌评论家吴思敬教授再次提出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希望当下诗人应当像艾青一样,主动担当时代赋予诗人的责任……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跟随着艾青的脚步,我们一起回到1980年6月16日的法国巴黎:

在法国辛格·波利巴亚克基金会和巴黎第三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讨论会”上,与会的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荷兰、意大利、法国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共同起立,向艾青致敬。

向艾青致敬——是这次会议重要主题之一,是国际社会以文学名义,致以用诗歌鼓舞了抗战中国现场的艾青最崇高的敬意,也是国际社会给予取得抗战胜利、热爱和平的中国最高的荣誉。

此刻,已是70岁高龄的文学泰斗艾青,虽然有着饱经风霜之后的从容和不迫,但仍抑制不住双眸湿润。

——称艾青为诗坛泰斗,最早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聂鲁达。两位诗人,从1954年7月首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艾青访问智利,参加聂鲁达50周岁诞辰,聂鲁达是这样介绍艾青的:“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屈原时代留下来的唯一的中国人。”艾青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巴黎会议之后,时隔不到5年,即1985年3月12日,法国驻华大使马乐在大使官邸举行仪式,代表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文化部长向为法中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艾青授予“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乐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感到自豪。”

日本中国文学学者稻田孝称艾青是“民族的诗人、人民的诗人、时代的诗人”,认为“艾青,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美国《新闻周刊》则称艾青是“中国的诗歌王子”。

……

艾青留下的诗作,有三分之二写于抗战时期。艾青的作品,紧紧地把握住时代,一如艾青的心跳,为中国和中国人民跳动。艾青的诗作带着凸出的时代胎记,却同时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我们从艾青的诗歌履痕,能听到艾青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发出的强劲声音。

前些日,我随“第十六届国际名诗人采风团”踏进了“美丽南方”的广西,这块土地迄今萦绕着当年艾青留下的呐喊声和鼓舞声,隐约能闻到了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12月——艾青创办的《广西日报》充满着爱国情愫的《南方》副刊的油墨香。艾青,用笔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沿；他在《南方》的创刊词写道:

在清晨,我们听到铁鸟翱翔空际的声响,听见炸药开凿山洞的声音,听见青年学生们唱着救亡歌声从我们的窗边过去……

祖国正迈向胜利的路上……　　

这个创刊词,不容置疑地预见了抗战的必然胜利。这种预见,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我仿佛看到艾青情绪高昂地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暴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

一些艾青的研究者发现,艾青的一些诗有着无可争议的预见性或先见性,比如,创作于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7月的《复活的土地》,就预言了一场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解放战争即将开始:

……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漩流着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艾青的诗作的预见性或先见性,背景是诗人旗帜鲜明的爱国情怀,背景是诗人写作对“真、善、美”的奉行。一个诗人,只有心系自己的国家,胸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才能涌现不朽的诗篇。诗人必须面对时代,必须做出肯定的选择。艾青以自己的坦荡和忠诚做出了选择。

艾青在1940年的冬天曾经写道:

我是很关心中国以及世界的时事的变化和发展的,我更以一个中国人民的资格,渴望着中国政治的进步,只是我从来不曾强迫自己为每天的时事,作有韵的报告而已。

新的岁月又向我走来,我将以全身激动的热情迎接它。它将载着胜利的冠冕而来。

为了迎接它,我将以更大的创作的雄心来为它谱成新的歌。我将忠实地追踪着它前进。我要以创作作为我的思想的行动,争取自己的预言的实现,证实自己的誓言。

我将学习谦虚,使自己能进步；我将更努力工作,使自己能不惭愧生存在这伟大的时代。

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进步诗人,自觉于时代,自觉于坚若磐石的信念,以自己的膂力推进时代的巨轮。

我们在反复说着时代重要性,就应当重复选择的必要性。

与其说《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对勤劳而又困苦人群的同情,不如说是艾青对人生正确和果断的选择。1932年7月,艾青因参加革命文艺进步活动被捕入狱,期间先后写了《聆听》《透明的夜》《画者行吟》等20余首诗,被誉为成名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就写于那时——那天,透过牢狱的铁窗,失去了自由的艾青看到了窗外下着雪,他想起了家乡,想起了苦难的大堰河……

艾青,一生做了很多次选择,归根结底只有一次选择。从金华到杭州,从杭州到巴黎,从巴黎回国……他选择了延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无论时事变幻,矢志不渝。

艾青第一次的选择,不应当界定在从巴黎回国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而是落在1931年1月和同学彭友贤、曾兆铭在巴黎参加了“世界反帝大同盟”(这个世界性的反法西斯组织由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1927年发起创立)。那个时候起,年轻艾青的政治立场即已彰明较著。

1932年7月,在上海被捕后,艾青放弃了他心爱的油画,选择了诗作为自己的武器,向黑暗势力宣战。

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一个月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艾青、罗烽、严辰等五人,一同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对于这次选择,即便在后来“文革”灾殃,在北大荒和新疆漫长的19年磨难,艾青不曾有过动摇。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艾青仍然不忘拿起手中的笔,讴歌那里的建设者。《年轻的城》就写于这个时期。我们感受到,这个时候的艾青,字里行间依然乐观,依然充满着向上的力量:

……

艳阳天,风雪天

在黎明,在黄昏

一年三百六十天

看它三万六千遍

因为它永远在前进

时时刻刻改变模样

因为我透过这个城市

看见了新中国的成长

艾青以这个“年轻的城”作为自己生活和创作基地,《从南泥湾到莫索湾》《地窝子》《戈字辈》《铺路》《槐树》《垦荒者之歌》,艾青给那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

抗战初期,艾青就说过,“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和欢乐里；时代的痛苦和欢乐也必须糅合在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一起。”

艾青诗歌选择了时代,实现了和时代同悲欢,因此就有《我爱这土地》《黎明的通知》《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煤的对话》《火把》等经得起岁月检验和时光漂洗的诗行,造就了艾青诗歌的恒久魅力。

2010年3月,在纪念艾青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文怀沙老先生一番风趣又入木三分的讲话,使与会者的目光转移到与艾青相濡以沫41年的艾青夫人高瑛身上。

文老先生说,没有高瑛,艾青不一定能从文革浩劫中活下来。41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婚姻,是彼此真诚相爱、义无反顾的一次选择。北大荒、新疆两人相依为命,高瑛寸步不离地陪伴着艾青、一起默默等待黎明到来。

90多岁的著名出版家、翻译家、诗人屠岸老先生说过,高瑛自己就是杰出的诗人,但为了艾青,她奉献了自己,耽误自己做诗人。大家熟悉的艾青的《落叶集》《艾青诗选》《艾青抒情诗100首》《绿色笔记》等等专著,都是经高瑛之手整理出版的。艾青本人就说过,高瑛不仅是他的文字秘书,还是生活秘书,家里家外,人来客往,主要靠高瑛“拳打脚踢”。尤其是1990年的一次会议中,艾青意外地摔了一跤之后,从此坐上了轮椅,行动不便,主要靠高瑛“拳打脚踢”升级到了全靠高瑛的“拳打脚踢”。

几年前,高瑛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诙谐地说过,我作为艾青的妻子,仔细想想,不是在左边,就是在右边,更多的时候在后边。这段话,已成为流传的艾青和高瑛之间爱情和婚姻佳话。

高瑛常自我调侃,说自己是艾青的影子,一天到晚围着他转来转去。艾青生前也无数次跟高瑛说过类似的话:没有你陪着我,我哪里都不想去；你就像我的影子,一步也难离开我……

伟大的诗人和诗歌,必定选择时代；伟大的爱情,必定选择一辈子的不离不弃。